对高弦所掌握的，以香江外汇基金管理局总裁职位为代表的，香江金融领导力的觊觎和顾忌，等等阴暗心理，可不是什么无缘无故的恨，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
拿香江银行业危机来讲，一九六零年代和一九八零年代的两次香江银行业危机的处理后果，就能反映出其中的玄妙。
一九六零年代那一次香江银行业危机爆发后，港府从英国请来了一位叫汤姆金森的鬼佬专家，到香江搞调研，最终形成了《汤姆金森报告》，港府再以此为基础，推出新版的《香江银行业条例》。
可惜，《汤姆金森报告》的效果无法恭维，其总结的香江银行业弊端，都是废话，香江圈子里的人，自己都能总结得明明白白，而提出的那些监管措施，也属于消极策略，正好符合了当时港府的，比“积极不干预”还不作为的“放任自流”施政理念。
香江这种环境里，银行在股市和房地产里的投资，占本身资本的比例过大，以及贸易投机、套汇套利，简直就是一种本性使然，必然依靠精准的监管措施，才能防止银行陷入危机当中。
一九六零年代香江银行业危机最后被港府通过停发新的香江银行业牌照，才终于落幕，多多少少地反映出了《汤姆金森报告》的低能。
到了一九七零年代，各种财务公司、投资银行，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不受香江银行业的利率协定约束，开始抢有牌照的银行们的存款，甚至成了香江的影子银行。
对于这种新时期的新状况，《汤姆金森报告》更加落伍了。
毫不意外地，香江银行业进入一九八零年代后，又爆发了大范围的危机。
但这次结局不同了，高氏银行集团成了积极拯救危机银行的一大主力，同时高弦提出了包括资本充足率在内的，可操作性非常强的银行业监管方案，进而果然让香江银行业度过危机。
要知道，这可是靠香江本地的力量，尤其是香江华人资本的力量，成功解决了香江银行业危机，并涉及到了危机根源。
按照港府的习惯，出纰漏的时候，就向英国问计，用纳税人的钱，去请伦敦的专家。
可香江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解决了香江银行业危机，并形成了新的银行业监管方案，，那还要不要再从伦敦请专家呢？结果显而易见的，纳税人的钱不是那么浪费的！
谁能解决麻烦，谁就会得到话语权，这是很朴素的道理。
如果说一九八零年代初香江银行业危机被香江自行解决，让鬼佬们没反应过来的话，那接下来的港元危机当中，高弦提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很有成效，就让鬼佬们终于醒悟，长久以来养成的无形领导力，大量流失了，香江华人精英们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当遇到麻烦的时候，可能不会再习惯性地向宗主求助了。
在这种情况下，让高爵士从香江外汇基金管理局总裁的宝座上，灰溜溜地滚下去，便成了最有效、最直接的，夺回无形领导力的行动方案。
只是，大家都属于聪明人，在香江外汇基金管理局新成立的第一年，即一九八四年，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找毛病，纯属自我暴露，甚至引来旁观者反感；到了一九八五年，香江外汇基金管理局算是步入正轨了吧，稳定港元的使命已经完成，理应做出进一步的工作成绩，可以吹毛求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