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怕，中原人能够吃苦，不怕吃苦。
不过原本单纯的乡绅法庭被张巡更改为本县五至七名传统小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物，由这七人组成合议庭，进行案件的审理和裁断。主管刑狱的司理，之后复核的县令，一道参与进入案件之中。
由合议庭共同做出裁决，县令和司理给出法律意见，地方传统小知识分子给出有罪无罪判决。重证据而轻口供，单凭口供不得定谳。
一审在县，不平者依照上诉原则，可以往州里，往省里面抗告。死刑则一定要上报到中枢刑部来进行复核，并最终进行裁决。
与此同时，还要由地方推举贤明士大夫，但由中枢任命，给予巡按的官职，发给俸禄。巡按本省各县，主要负责两件事，一是接受地方上不平的上诉，这一点无需再提。
二则是了解地方不论是牢狱、私狱、班房，乃至于乡绅家中的伙房柴房，有未经审判而死者。一体纠核，专行调查。
死在哪儿，哪儿就反坐。
你说这不是会害死好人吗？罪犯得了心脏病，进了大牢当场吓死，那反坐值守牢狱的狱吏，岂不冤枉？
对啊，就是冤枉啊，冤枉怎么了？冤枉这一个，造福亿万家。
你又说本地推举的巡按，真的能够秉公执法吗？你还真别说，参考全世界的历史，不同时间段，不同文化，不同人种。地方上推举出来的，一旦得到了中枢的承认、官职、俸禄，他就会迅速的和地方割裂。
当然前提是中枢保证他干完这一任三年或者六年的差事，能上京做京爷。而且是妻儿子女的籍贯全都迁移到京兆的那种。
通过对司法权的小部分下放，扩大统治阶层的范围，令地方上一般的传统小知识分子，能够有事实上参与地方事务的权利。这一点很重要，京兆派来的流官，那是只管自己的政绩，不问地方的发展的。
无关乎于道德或者人性，这是事实推动。朝廷对于州县，所需要的就是劳役和赋税。除了维持一定的秩序外，几乎不提供任何的社会服务。
封建王朝的通性，是弊端，是祸害，明代就有人说这是整个国家的大弊。
现在就是要调整，要使得地方上焕发出活力来，既有财政上的积极性，也有地方治理上的积极性。
而且在中原式的国家搞这个，有一个极其巨大的好处，那就是很难出现什么离心力。因为95%以上的人口都是汉儿，包括十多年前才恢复的交州，都是汉儿占据到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云南在经历了马绍长达十二年的剃头之后，汉儿的人口也已经超过了60%。
自从秦始皇搞大一统，整个中原式的社会就有了强劲的向心力。就算是地方割据的军阀，只要有一线的可能，都会想着开疆拓土，进而混一中原。
被嘲笑为“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的后蜀主孟昶，都在北方中原混乱之际，取得了秦、凤、成、阶四州。南汉偏处一隅，依旧对湖南、交州多次用兵。北汉就更别说了，目标一直是中原皇帝。
在这样的大一统思维环境下，给地方上一定程度的放权，乱不了，害不了，坏不了。
没走过的路，可以碰一碰，总不至于碰一头血回来。即便碰一头血，总是在自己家里碰的，外人看不到，也笑不起来。
况且这一条也是对澎湖·大员·旧港等处一并使用的，拉拢本地的传统小知识分子，令他们拥护京兆中枢的统治。
本身他们作为地方上的绅士，如果不能够成为进士，不过是好听而已。现在成为了乡绅法庭中的绅士，毫无权力的他们，顿时就拥有了一份京兆中枢所赋予的权力。
诚然，这可能会导致原本的私刑披上公法的皮，使得农村和宗族的私刑合法化。这在二十一世纪来看，简直了毁灭性的大倒退。但放在十四世纪来看，就是天下第一等的大进步。
因为他极大地弱化了私刑，将私刑都放到了阳光下的公法上。未必是完全的遗害，其好处也是格外明显的。
通过拉拢这些外部贸易港镇的基层农村和传统小知识分子，可以相当范围的传播中原文化文明，令人去接受中原的那一套东西。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进行同化，将部分混血者，或者就是土著，进行汉化。
当汉人有好处，能提升社会阶级，那自然是人人愿意做汉人。
对于张巡的这一尝试，黄梦干是极力支持。他认为权力完全集中到皇帝一人，那是天下的弊病。皇帝贤明固然可以带领国家走向强盛，可贤明的皇帝极少，平庸甚至是昏聩的皇帝极多。
如果权力完全被皇帝掌握，或者说是掌握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京兆中枢政治集团手中。那么地方上连质疑的声音都不能有，仅仅是鼓掌的不够大声，就会被怀疑被别有用心。
一定要让皇权有制衡，即便没有制衡，至少要有一个内部纠察机制，一个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
制度不是一天建成的，张巡能够跨出第一步，那就是巨大的胜利。况且他也没有要张巡搞什么邦联，搞什么联省自治，虽然这种概念可能存在，但黄梦干认为还是不合适的。
这中间有一个度，平庸的皇帝是掌握不好的，就得趁现在张巡这种清醒，还有动力和魄力愿意改革的皇帝在。
由于张巡的威望，地方上就不可能出现什么我脱离张巡的统治，独立看看的心思。等政权运行通畅，即便新继位的皇帝不如张巡这般有威声，也可以依靠已经成熟的政治体系来维持。
说个不那么靠谱，也未必能够实现的话，真要是这么搞下去，老张家未必不能够拥有四百年的国祚。
等到个十七十八世纪，全世界都开始勃发各种革命潮流，保不齐老张家能混一个君主立宪。那真就是能坐八百年的江山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