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巡在瞧见元军夯土筑台时，就知道元军要干嘛。急是急了一下的，但也没有特别急，因为现在文天祥开到了横林。
可以让文天祥调度杭州中枢制造的军械进入常州，反正元军还是没办法控制运河水道。常州外援仍存，那就一切都不着急。
到了这种时候，张巡要是还今天急，明天急，合着打了两年仗一点没长进呗。
不过看着城上的军械接连为元军所破，张巡还是希望文天祥能够支棱起来一回，把杭州朝廷控制的那数千名熟练军匠分拨一些来常州。
等待杭州的补充，到底是件麻烦事。如果能够有人在常州自造，那就和伯颜拼消耗呗。常州城内的物资储备，就是按照供应二十万元军来的，除了粮草，其他军器还多着呢。
对于张巡的要求，文天祥是能想办法的都想办法。他倒也从来都不推脱，苦一苦百姓的事确实干了，但这时候不苦一苦百姓，文天祥也没办法弄着钱粮。
到现在朝廷还没下令抄没所有投降元朝官吏的家产呢，当然想抄也抄不了了，吕文焕投了，吕师孟没投。往吕师孟名下一寄，谁敢去抄相公的家？
贾似道倒是家产不少，可惜出事没多久，就遇上了打劫的。谢太后一开始还顾念老臣，只肯贬官不肯杀人。
等到贾似道为郑虎臣所杀，朝廷再想去抄贾似道的家，早完蛋了。被不知道多少双手上下其手，刮得干干净净。
朝廷的府库里空的跑老鼠，内帑倒是有钱，可是内帑的钱谢太后不肯掏出来花，说了也是白说。
行文一道去杭州，文天祥让陆秀夫赶紧想办法置办襄阳炮和八牛弩，然后船运到无锡或者横林来，后面转运有他。
陆秀夫当然知道这是张巡要，可陆秀夫比文天祥还要难。文天祥好歹在地方，能够直接征税，刮底层老百姓的钱，不论哪朝哪代都是最容易的，亘古不变。而在杭州的陆秀夫，连杭州内外公私房舍的日赁钱都掌握不了。
当年赵禥还在的时候，也发过一二百万的日赁钱到前线赏赐诸军。现在这钱归入内帑，那就是投石入水，光听着响，没见着钱。
不过因为才发生了谢太后、陈宜中、吕师孟与元使廉希贤议和，廉希贤又被杀的事，陆秀夫在祥曦殿上说话的声音都大了起来。
士民之间的舆论，自然还是以主战为先的。杭州的“市民阶层”其实是最不乐意现状改变的人，上层士大夫有主和派和投降派，下层广大的农民没有发声渠道，市民阶层嗓门最大均力主抗战，毕竟小有产者事实上是最倾向于稳定现状的一群人。
不改变杭州作为首都的现状，他们的利益和财富最有保障。而他们也是最积极发声的一批人，配合上主战派大臣，以及在杭州四学的学生，舆论根本就是一面倒的。
一面倒到陈宜中还是只能以大学士·奉朝请的名义上朝，无法去坐那张左丞相的位置。挑逗的留梦炎也以提举宫观·奉朝请的名义跑回了杭州，上蹿下跳。
朝廷就这么尴尬的由参知政事·枢密副使陆秀夫主持，而陆秀夫在派人试探了谢太后的心意，觉得谢太后不太可能把钱掏出来之后，就退而求其次，要求朝廷整顿官债。
什么叫官债？
《夷坚志》曾提到过，南宋由于科举制的兴盛发达，确实出现了大量城镇和乡村的中等人家中第的现象。
但是中等人家是没有多少资产，来为中了进士的子弟谋求实际差遣的。除非中第的进士非常年轻，二十出头未及成婚，被榜下捉婿，有了妻子嫁妆的上万贯，或者高官在位的岳父，那就有谋取差遣的资本了。
没有多少家产的进士怎么办？往往举借官债，向放债人承诺50%，甚至100%的年息，来谋求一个实际的差遣。等谋到外放，就带着这些放债人一道去上任，刮老百姓来还债。
北宋就有一个靠放官债得以钜富的例子，“大桶张家”，一家有三十个县主，也即郡王之女。依靠和皇亲国戚的联姻，得以在汴梁垄断相当一部分的官债生意。
有势了有钱，有钱了更有势，如此往复，则可称是江山代代传一般的金饭碗。
此前朝廷的官员不是大量弃职跑路嘛，中枢的官吏缺乏到文天祥要求将所有在边事中被贬被谪的官吏都放还的地步。现在朝廷的形式又好起来了，常州好像真的能挡住元军好几年。
连陈宜中和留梦炎都赶回了临安，以前跑路的官吏自然回临安谋求起复。
起复就要钱，不论是当京官，还是外放去做外官，都得花钱。即便现在正在打仗，那也得是明码标价的授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