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天起早有大朝会，且事发突然，张巡感觉几位大臣未必能够准备好。于是没有对着宰相们提及此事，只是按部就班的听取其他国家大事。
有个大事的，湖南衡、永、宝等州，有一名叫詹一仔的人，率领四五千人起兵反宁了。恩，没错的，张巡开国第二年，就有农民起义。
按理来说这种规模的农民起义，地方官军派个几百人，就有可能击破消灭。然后上奏说有农民抗税，抑或是山贼盗匪聚啸，肯定是不会上升到农民起义的。
能上升的原因，就是杀官破城。
击杀了带宁委任的官长，攻破了县城。一旦做到这两样中的一样，那便属于是绝对不能够遮掩的情况了。
此时尚不清楚詹一仔为什么要起义，但参考带宋万税万税万万税的体系被张巡全盘继承了，那带宋平均每年1.5起的农民起义水平，肯定也被张巡给继承下来。
无非就是官逼民反的事，事情捅到京兆中枢来，那张巡的处置办法只有剿或者抚。由于不清楚这场农民起义的原因，宰相们的意见是剿抚并用。
从中央选派一名精干的官吏，去往湖南，担任湖南安抚制置副使。由这名官吏亲自了解起义发生的原因，并拟写呈文到京兆来。
他本人则在湖南相机处置，尽快敉平这场农民起义。
此时春日将近，马上四月，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一旦起义的规模扩大，并且席卷到其他附近州县，甚至牵动湖南苗疆。那规模就不敢想象了，极有可能是要出大事。
另外这事还得行文给在鄂州的谢堂，以前治理荆湖两路看着还挺好的，怎么突然就发了这样的乱子。张巡得斥责一番，至少把态度给摆明了。
至于说是否提前结束谢堂的任期，让他回朝担任宰相？大可不必。
毕竟当年张巡和谢堂密约的时候，说好的让谢堂继续担任一任荆湖两路安抚大使。这事大伙儿心知肚明的，就是拿来收买谢家，收买谢家掌握的那四万生券野战军。
现在谢光孙正顶在河北幽州对蒙古的第一线，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张巡不可能在后面挖他们老谢家的墙角，断他们老谢家的根。
之后即便谢堂卸任，或是担任宰相，或是直接告老致仕，张巡都要对谢堂大大的优容。他想在京兆安家，就给他修筑王府。他想要回浙东临海老家，那也绝对是馈赐有加。
得了，派人去吧，顺道抽出两千名侍卫亲军马步兵，随同一道去湖南。湖北其实还有两万没跟着谢光孙北上的生券野战军的，但主要集中在鄂州——襄阳一线。湖南的军事力量比较空虚，稍微调拨一部分中央军去，也是为了加强湖南的军力。
把这件最紧要的大事议论完，其他零碎的就不算什么了。紧接着宰相之后召对的，便是户部侍郎瞿霆发和黄梦干。
昨儿戴表元不是说，要在这些政府专营的商品上，专门的加分，以抵消丁税嘛。这二位就是分管盐、铁、茶、酒、药、曲等项的户部堂官，张巡得听一听他们的意见。
很快的，张巡就把昨天议论的想法，同他们二人说了说。当然没有直接点名戴表元啊，事还未成，张巡不会先把队友给卖了的。
对于盐茶价格上稍微加一文钱两文钱的，二人均表示不会造成什么巨大的影响。且也不会影响市场对商品的需求，柴米油盐酱醋茶，既没有动柴，又没有动米，后边的商品价格有波动，那完全是受到市场影响嘛。
就这年头的经济理论，根本不会牵扯到这么细致的环节，甚至都不需要张巡去下什么圣旨。这有可能会直接记录进《宁实录》的，简简单单，省台开张票，户部行个文，悄无声息的就把这事给办了。
但是二人不约而同的对此事表明了一个反对的态度，不是说这个想法不好，是执行上有困难。
“如何呢？”张巡没想到这办法两人不认可，甚至是明确的反对。
“盐、茶、酒、药，全系国家征比，税入京兆。而身丁钱款，八分上解，二分留州。”瞿霆发和黄梦干都在基层干过多年，很清楚基层税吏的状态。
只不过一个是面对的盐吏，一个是面对茶吏，都是税吏，其本质上并无任何不同。
理论上中央派出去的税吏队伍，征收到的钱款，都是往上解交到京兆户部左右藏的。但是大伙儿出来当官，衙门里能没有小金库吗？
各衙门私设小金库的事还少了？甚至是完全成风好吧。一点小金库都没有，那整个衙门但凡有点事，就会不趁手。
可能啥啥都办不好，遇事干瞪眼。
连这种中央外派出去的衙门，都有小金库，地方州县能没有吗？先前程钜夫和张巡拉扯运输一百万斛米去交州的时候，就几乎是明牌和张巡说，米价折算要按照京兆这个纯消费市场的米价算。
说白了就是给广东各县存小金库，要不就那府库枵然的样子，衙门真就是连个编外的杂役都请不起。
朱元璋一个县只派三个官，有编制的吏也就二三十个。张巡官能够派出去十几个，吏更是二三百为计。但二百人对于一个县来说，还是有点少了。
编制外的工作人员，也即所谓的“帮役”肯定是要招募的，要招募就得靠县里面自己的财政，或者说就是县令本人的经济水平来解决。
一旦张巡把身丁钱全部豁免，上交到京兆中央财政上的钱款，可以依靠在专营商品上加价来解决。地方上的乡吏书手，可就大大的减少掉一个合理的征税借口啦。
每年价值几百万贯的丁税送到京兆，下面的乡吏书手不说按十倍来征收吧，翻倍征收那再正常不过了。
原本这一倍的丁税，是留在乡吏书手手里，以及州县衙门小金库里的。现在全免了，固然乡吏书手们会想办法从其他地方把这笔钱给刮回来，但中间必然需要费很大的劲，还得和抗辩的老百姓争执。
保不齐在其他税目上动手，老百姓觉得单项税额太高，就上官面去控告了呢。宋朝那可是有非常强烈的民间控诉氛围的，尤其是在识字率较高，文化水平普遍较好的江西和福建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