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康也是，象个炮仗一样，一点就着，”罗丰禄说道，“他要总这么干下去，人就好都得罪光了。”
“老康也是心忧国事，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全办好。”张荫桓替康有为解释道，
“不然，他行事太过刚愎自用，认准的事容不得别人反驳，”伍廷芳摇头说道，“我是后听到敬茗这个关于分解日本的方略的，乍一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仔细一想却十分有道理，可老康偏偏就是听不进去，真是让人费解。”
“这个分解日本的事，可就着落在你我这几人身上了，哈哈，”张荫桓有些自嘲地笑道，“自古未闻有以分解他国为乐者，当从你我四人始，真是可笑之至。”
“后世史书提及此事，或谓之四大鬼使分日本，咱们这些办外交的，此生足矣。”罗丰禄也笑道，可孙纲听出来他笑声里有一丝苦涩之意。
“外交为一国之重务，何来鬼使之说？”孙纲听了他们的话，不由得奇怪地问道，
“未能事人，只能事鬼，遂去父母之邦。就是说咱们这些个办外交的。”伍廷芳也苦笑道，“敬茗这回和咱们上一条船，这仕途上可就要吃亏了。”
孙纲想起来慈禧太后那句“委屈你了”和江穆齐说的“前程受影响”的话，心中更是觉得不解，就向他们细问端详。
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原来，在大清中国现在的“主流”社会，“外交官”是被士林最看不起的一群人。
早在1876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前的十八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成为大清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郭嵩焘其人才高八斗，学贯中西，世界各国当时都对他评价甚高，称其为“少有地中国聪明使臣”。可在他的家乡湖南，当时的士大夫“愤青”们却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汉奸”，不好好在国内呆着“报效天恩”，出去“伺候”洋鬼子？是何居心？当时有人甚至还做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都这样了还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后，中国外交官们的“鬼使”称号就此载入史册。
由于湖南士子乡亲们认为郭嵩焘“放洋事鬼”的举动简直是“辱没祖宗”，很多人叫嚷着要砸烂郭嵩焘家，以表“拳拳爱国之心”，在他们看来，即使郭嵩焘在英国打不着本人，那么砸两扇“鬼使”家地窗户也算是申了“民愤”了。这类“民间打砸抢”事件到底没生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可郭嵩焘从此再也没能翻身，虽然李鸿章多次向他施以援手。可这位中国第一位杰出的外交官终其一生，也没能摆脱身上的骂名。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身为“天朝上国”的中国遣使藩属和“四夷”，只有两种情况，不是宣扬“皇恩”（比如说郑和下西洋），便是羁縻“远藩”（比如汉唐时期地“和亲”政策，为什么派个男人去“交涉”就不可以，送个女人去让人家白那个“什么”却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不管这个女人是公主还是平民百姓。难道是怕男人去被人家那个“什么”有伤风化？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天朝上国”这一辈子他就从来没有这个“对外派驻常任使节”的“规矩”，也不接受“夷狄”们派驻使节，甚至于连外夷来中国朝贡的使节也都不许久留！
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情况就已经生了根本变化，西方列强竟然要求向北京派驻外交使节！
这在外国人看来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要求，可没想到居然比“割地赔款”引起的“舆论反弹”还要大！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群起抗议。认为这些洋人们“羁縻京师”。有失天朝“体统”（中国人的这种想法真是不可理喻，皇帝的园子都让人烧了砸了抢了。还有什么“体统”可言？）但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天朝上国”也只好乖乖地放弃“原则”（可见还是“拳头大才是硬道理”），“洋鬼子们”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脚下住了下来。
西方使节进来了，可“天朝上国”却坚持不外派对外使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