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2月12日，拂晓时分，“鹦鹉螺号”船只浮出了水面。我急忙登上平台。在南面3海里处，贝鲁斯城的轮廓隐约可见。这股激流果然把我们从海的那边带到了这边。但从这条隧道随流而下容易，逆流而上恐怕就行不通了。
7点钟左右，我见到了康塞尔和尼德。这两个密不可分的伙伴静静地睡了一觉，丝毫没察觉到“鹦鹉螺号”船的壮举。
“喂，博物学家，”加拿大人略带讥讽地问，“地中海呢?”
“我们现在就在它上面，尼德朋友。”
“嘿!”康塞尔说，“就在昨晚……”
“是的。在昨晚，几分钟内，我们就穿过了这个不可穿越的地峡。”
“我什么也不相信。”加拿大人说。
“您错了，兰师傅，”我回答说，“那边向南拱的低海岸就是埃及海岸。”
“这话您还是对别人说去吧，先生。”加拿大人固执地说。
“可，既然先生那么肯定，”康塞尔对他说，“就应该相信他。”
“再说，尼德，我还有幸参观了尼摩船长的隧道。当他亲自驾驶‘鹦鹉螺号’通过那条狭窄的通道时，我就在他身边，在领航舱里。”
“听到吗，尼德?”康塞尔说。
“尼德，您有一双好眼睛，“我补充说，“您可以望望那伸入海里的塞德港长堤。”
加拿大人认真地看着。
“确实，”他说，“您说得对。教授先生，您的船长是个杰出的人物。我们是在地中海上。好!那么各位，我们说说我们自己的事情吧，不过别让别人听到。”
我很清楚加拿大人想说什么。总之，我想，既然他希望谈一谈，那最好就谈吧。我们三个人走到探照灯旁坐下来，在这里我们可以少被浪花打过来的湿水沫溅到。
“现在，尼德，我们听着您，”我说，“您有什么指教呢?”
“我要跟你们说的事情很简单，”加拿大人回答，“我们到了欧洲了。在任性的尼摩船长把我们带到极地海底或把我们领回大洋洲之前，我要求离开‘鹦鹉螺号’。”
我承认，和加拿大人的这次谈话令我进退两难。我一点不想阻止我的同伴获得自由，然而，我也一点不希望离开尼摩船长。因为正是他，正是他的船，使我每天都得以进行我的海底研究，使我甚至能在海底重写我的书籍。我还能找到这样一次考察奇妙的海洋的机会吗?不，当然不能!那么，在完成环球考察之前，我是不会产生离开“鹦鹉螺号”的念头的。
“尼德朋友，”我坦率地说，“您觉得在船上很腻吗?您后悔命运把您抛到尼摩船长手里吗?”
加拿大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双手交叉说：“坦率地说，我对这次海底旅行并不感到遗憾。相反，我很高兴能这么做。但是这么做，始终要有个结束的呀。这就是我的想法。”
“会结束的，尼德。”
“在哪?什么时候?”
“在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说不上来。不如这样说吧，当我们在海里再也没什么可学的时候，我想就该结束了。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的。”
“我的想法和先生一样，”康塞尔回答，“很可能完成环海底旅行后，尼摩船长会让我们3个远走高飞地。”
“远走高飞!”加拿大人喊道，“您的意思是飞走?”
“不要死抠字眼，兰师傅，”我说，“我们一点也不害怕船长，但我也不同意康塞尔的看法。我们知道了‘鹦鹉螺号’船只的秘密，我想，它的主人是不会为了的我们自由而任由我们将这些秘密到处张扬的。”
“那您到底希望什么呢?”加拿大人问。
“希望6个月后，出现和现在一样的，我们能够利用而且也应该利用的机会。”
“唷!”尼德·兰说，“请问6个月后我们会在哪里呢，博物学家先生?”
“可能在这里，也可能在中国。您知道，‘鹦鹉螺号’走得很快。它穿过海洋就像燕子掠过天空一样快，或者说像特快列车穿过产陆一样快。它不怕那些船只出没频繁的海域。谁说它不会去法国、英国或者美洲海岸呢。在那些地方，难道不是和这里一样，有机可乘吗?”
“阿龙纳斯先生，”加拿大人回答说，“您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您说的总是将来，‘我们将在那!我们将在这!’我呢，我说的是现在：‘我们现在在这,’而且必须利用这个机会。”
尼德·兰的逻辑推理步步紧逼，我感到自己被打败在地。我实在说不出什么对我有利的论据来。
“先生，”尼德又说，“我们做一个不可能的设想。如果尼摩船长今天就给您自由，您接受吗?”
“我不知道。”我说。
“如果他补充说，今天给您自由，以后就不会再给了，您接受吗?”
我没有回答。
“那么康塞尔朋友怎么想呢?”尼德·兰问。
“对于康塞尔朋友怎么想呢？”这个可贵的小伙子平静地回答，“康塞尔朋友没什么可说的。他对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兴趣。他和他的主人、他的朋友尼德一样，也是单身汉。没有妻子，没有父母，没有小孩在家里等着他。他是为先生服务，他的想法和先生一样，他的说法也和先生一样。他很遗憾，别人不能指望他来凑成多数。现在只有两个人在场：一边是先生，一边是尼德·兰。就这样，康塞尔朋友他只有听的分，他随时准备着抓住要点。”
看到康塞尔完全不把自己算在内，我禁不住微笑了。实际上，加拿大人也应该高兴，因为他也不会遭到康塞尔的反对。
“那么，先生，”尼德·兰说，“既然康塞尔不参加，那就只有我们两个讨论了。我已经说过了，您也听到了。您怎么回答呢?”
显然应该下结论了，我是反感躲躲闪闪的。
“尼德朋友，”我说，“我的回答是：您有理由反对我，我的立论在您的论据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不应该指望尼摩船长发善心。常人具有的谨慎也会使他不给我们自由的。相反地，我们也要谨慎地把握第一次逃离‘鹦鹉螺号’的机会。”
“好，阿龙纳斯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
“只是，”我说，“有一点要注意，就一点。那就是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我们的第一次逃走计划必须成功。因为如果失败了，我们就再也没机会了，尼摩船长也不会宽恕我们的。”
“说得对，”加拿大人回答说，“您指出的这一点可以贯彻于整个逃走计划。这个计划可能在两年内，也可能在两天内实施。总之，关键还是这个：一旦出现有利时机，就得抓住。”
“我同意。那现在，请告诉我，尼德，您说的好机会是指什么?”
“就是，在某个昏暗的夜晚，‘鹦鹉螺号’靠近某处欧洲海岸时。”
“您打算潜水逃走吗?”
“是的。如果我们离岸足够近，而且‘鹦鹉螺号’浮出水面的话，我们就潜水。但如果我们远离海岸，而且船在水底，就不能这么干。”
“那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设法偷出那只小艇。我知道它是怎么操作的。我们躲进艇内，松开螺栓，就浮出水面，这样，甚至连船头的领航员也察觉不到我们逃跑。”
“好，尼德，那么留意这个机会吧；但千万记住，一旦出一处破绽，我们就完了。”
“我不会忘记的，先生。”
“那现在，尼德，您愿意听听我对您的计划的全部看法吗?”
“当然愿意，阿龙纳斯先生。”
“好，我想——我不说我希望了——，我想这次有利的机会是不会出现的。”
“为什么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