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装体制中的第四种力量是民兵组织。民兵组织有两种，一种叫团练，另一种叫勇。团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它是由地方绅士组织和领导的武装，不属中央政府统辖，其规模和作战范围视本地所受威胁的程度而定。重要的是，作为政府代表的地方行政官员有权审查、任命团练的领导人，或解除他们的职务。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绅士和行会。团练成员是征募的，通常是三男抽一丁。勇与团练有所不同，其征募范围不限于村庄之内，其兵员接受正规军标准的待遇和训练。勇与团练一样，靠地方绅士资助。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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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团练局登记招募部队。勇与团练最大的差别在于必要时前者可担负一定的外省区作战任务。
在沿海地区，这两种民兵组织一般作为陆上辅助部队，但也有历史资料提到远洋海上民兵。例如，在明清两代海盗活动猖獗时，渔船常担负海上侦察和监视任务，不过这些渔船既无武装，又未经过专门训练。
海军人员
高级指挥官
中国封建时代的海军军官显然可以分为两类：高级指挥官和职业军官。前者往往是在危难时受皇帝之命组织和指挥海军的。他们一般都是选自宦官、贵族、绅士、学者或政府官员。这些人往往有陆上作战经验而无海上作战经验。他们突出的特点是具有崇高理想，信奉儒教，而且多数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人一般不喜欢戎马生涯，一旦在海军服役期满后就重操旧业。
与多数西方濒海国家不同，封建的中国不重视海军职业。在中国确实形成了一种与文职系统密切相关的传统，所以海军军官往往愿意培养中国社会上层人物中流行的那种特有的性格。有时理想主义的海军高级指挥官被授予世袭官衔。例如，十七世纪打败郑成功的福建将领施琅被吸收进满清的镶黄旗军，并被授予水师提督的官职。1712年，施琅的长子继承了他的职位。1659年另一海军将领田雄被封为三等侯和正黄旗军成员。他的头衔与官阶一直延袭到1911年民国政府的成立。
职业军官
职业军官可分为正统型和机会型的两种。他们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也都向往较高的名誉地位。
正统型的海军军官顾名思义，就是与军队的组织和作战方面激剧的变革相对立的。他们一般不太廉洁，常常为了个人的权益而放弃良好的领导原则。
1875年访问福建的英国皇家海军“田凫”号军舰的舰务官h．n.肖尔上尉对中国正统的职业军官作了生动的描述。他写道，有一位指挥一艘训练舰的中国海军指挥官，他“很少上舰，当上舰时，则住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小舱室里，很难得露面。”这位指挥官将大部分闲暇时间用来烧香拜佛，但他对舰员的纪律要求很严。肖尔还写道，“这位年迈的海军军官还不太落后……因为他十分强烈地意识到靠体罚维持纪律的重要，有时他不耐烦地诉诸过多的体罚。只要舰上的水兵稍有放纵，这位上司就会出现，并对其实施棍罚。处罚过后，不幸的违犯者还要跪在这位上司面前谢恩。”
机会型的海军军官则不同，他们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虽然他们也利用其地位发财，但仍不失为出色的行政管理军官。这部分军官和前者不同，一旦发现改革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权力，就会全力支持改革。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被朝廷招安的海盗和罪犯，这些人放弃了匪盗生涯，成为海军军官。
海军赞助人
中国除了职业海军军官外还有海军赞助人，或海军顾问。他们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外国人。海军赞助人往往是些海上贸易的富商，花钱买到一官半职。为了取得朝廷的赏识，他们经常就海防、造船、航海、造炮等问题出谋画策。
中国海军赞助人中突出的例子是在鸦片战争期间倍受朝廷青睐的潘仕成。十八世纪末潘氏家族在广州建立了一家外贸公司，后来发迹起来。潘仕成利用他自己的一份资金经营有利可图的盐茶生意。他还用钱购得一个官职，并且仗义疏财。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他因慷慨捐助救济北方灾民而受到皇帝的赞扬。
1840年潘仕成以他的财富和影响按西方的样式建造了4艘铜底战船，这些战船长133英尺，可载300人。潘仕成还购置了外国大炮，并资助福建的丁拱辰工程师造炮。
潘仕成的努力获得部分成功。1842年10月皇帝下达谕旨，一切军舰的建造均由广州的潘仕成批准和实施，任何干预他造舰者均要受到严惩。遗憾的是，皇帝的这道谕旨恰好和1842年8月的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相矛盾，造舰的热情随之消失。
1842年潘仕成聘请了美国海军军官雷诺兹帮助中国制造抗击英军用的水雷。雷诺兹每月享有5000美元的薪俸，试验结束后并有2万元的奖金。试验最终获得成功，但地方上的保守分子却阻止了这项工程计划的实施。1843年，当广州的工程人员进京试验水雷的巨大威力时，直隶总督表示反对，因为在中国还没有训练出能够将水雷置于军舰底下以炸毁军舰的人员。皇帝遂将工程人员遣回广州，此后未再使用水雷。
外国顾问
雷诺兹在华的一段经历反映了中国人希望掌握新技术和利用外国顾问的意向。早在十五世纪，欧洲的军火就给中国人留下较深印象。正如某官员所说，“葡萄牙人因掌握了大炮和军舰而变得非常危险。有史以来所有的武器没有哪一件能胜过葡萄牙人的大炮。”另一位中国人坦率地说，“葡萄牙人运用火器技术娴熟；而中国人则相反，他们往往炸伤自己的手指、手，甚至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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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中国也开始向外国购买这类武器，到了1522年已经初步掌握了仿造技术。十六世纪耶稣基督教传道士来到中国。他们不仅成了中国封建朝廷和葡萄牙人之间的中间人，而且还成了中国人信赖的技术、学术顾问。基中有一名传教士还当上了朝廷的军机大臣，其他一些传教士也每日同皇帝相会。有一位名叫
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的神父在北京开设一家铸炮局，生产用于打满人的大炮。传教士的这些作法后来激起了中国学者的义愤。有一位学者写道，“佛教徒骑着白象来到中国，而基督徒带来的却是炮弹。”
这些基督教传教士还为中国人当翻译，帮助中国人向西方购买武器。他们还向中国人介绍了制图技术，后来中国人凭这种技术绘制了诸如琉球群岛的海图。
十九世纪前叶，中国人仍倾向于求助葡萄牙人。那时南方沿海海盗活动猖獗，已成为严重的灾难。葡萄牙人向中国提供了6艘武装私掠船和数营陆战队，帮助满清政府肃清沿海地区的盗匪。此外，中国还接受了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援助。十七世纪，荷兰人和中国合作，在台湾击败了郑成功；十九世纪前叶，英国海军帮助中国清剿海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中国接受外国的援助是预先有约的。例如，聘雇外籍人员时，外国顾问应由中国官方聘任，以便对中国政府负责。至于武器转让和军队的借用，中国官员始终坚持主张这种援助必须是临时性的，并且须置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以免外国人的政治干涉。在谈到如何接受西方援助的问题时，十九世纪时的一位中国发言人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中国的态度，“自古以来，洋人对中国的援助，要获得成功，总是包含着一些预想不到的要求。”
地方主义
如前所述，中国的海防系统主要是建立在分散管理基础之上的，这就带来了助长地方利益这一不利的副作用。地方利益靠基于效忠个人的关系网维系着，军事将领往往任用来自他们本省的军官。在财会和后勤这样一些非战斗性机构中，将领们将自己所信赖的家族成员或后裔安排在某些重要岗位上，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地方观念。维护地方利益的另一作法是为时已久的等级制度。例如，在舰船上有不成文的规定：部门军官应忠于舰长个人，大家都要互相提携。
十六世纪戚继光所奉行的地方主义就是一个例证。他让浙江的旧友相好担任关键性的驻岸上的陆军职务，而让福建人担任战船上不太理想的职务。
在清代，福建成了一个最突出的海军省。郑成功的海上乱党武装则是由福建人所组成，满清政府在十七世纪末也利用忠于朝廷的福建人攻打郑成功。
值得提及的是，在郑成功战败之后，满清皇帝选用了最优秀的福建水师组成临时性的内河要塞部队在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一译者注)抗击沙俄军队，阿穆尔部队的人员选自曾在郑成功和施琅麾下的“藤牌”协，他们在水上作战时使用藤牌与大刀。参战者将藤牌举在头上作防护，同时挥舞着大刀杀向敌人。“藤牌”协于1685年被派往阿穆尔河，他们英勇顽强，擅长水战，最终驱走了俄国人。
1685年关于绿营兵的兵力报告也同样证明了福建人在海军中的突出地位。报告记载了福建的水师提督统帅有2万水兵和步兵，这是一支比其他任何濒海省份水师都庞大的海上力量。福建水师经常奉朝廷之命护送海外进贡的使团。例如，1800年有200名福建水兵担负了为前往琉球群岛的船队的护航任务。
战船与海军战术
中国的战船与战术发展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看来还是很有限的。从战国时期到明朝，中国的造船和海战战术一直是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并且领先于欧洲各国。然而，原来始于古代并经过许多朝代发展直到十五世纪很有希望的海军，却因时代错误和蓬勃发展的地方海军势力而毁于十九世纪初。
造船与航海技术
远在唐朝，经常去安南、昌帕和广州的阿拉伯水手就已发现中国船舶的特点。他们返回中东时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新技术，如下风板、中插板、平衡槽舵、起锚机和水密舱等。阿拉伯人采取中国人的方法，用桐油和石灰油漆船底，防止腐蚀。
中国人掌握了磁罗经的技术，这也被阿拉伯人所采用，并在后来传至地中海地区。罗经分为24点，每点15度。这使用起来比欧洲人的罗经更简便。欧洲人的罗经共分32点，每点11．25度。
在宋朝，由于政府支持发展海洋事业，中国的造船工匠研制出了干船坞。这项发明比欧洲要早好几个世纪。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建成了一种叫楼船的战船。楼船形同一座塔楼，分三层甲板，有木制的女墙防护，女墙筑于甲板上面，遮蔽着手执各种兵器的士兵，女墙上还开有弩窗矛穴。楼船载数百名士兵。上层建筑的两侧装有防护敌箭的稻草。上甲板上还设有拍杆。
明和技术
十七世纪初，中国人建造了一种适于夜间在内河作战的战船(布雷船)。该船分前后两部分，用大型铰链相连接。前部装有带定时引信的炸药。作战时，船员们小心地将船划到目标旁，留下前部，然后悄悄撤至安全地点等待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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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中国人发明了可以发射炮弹的抛石机。据宋史记载、十二世纪初，中国就有了较高水平的海军技术和组织系统。建炎3年(公元1129年)，监察御史林之平奉命率杭州至太平地区的部属守卫长江及其入海口。他提出缺少海船，要求租用福建、广东沿海各港的舟船，并对它们进行改装。每艘船均装上望斗(古代航海时观测大熊星座的器械)、防箭的女墙、护臂铁甲、火炮、火箭等武器。宋朝还发明了一种装有11个叶轮的车船。
中国人发展了气象技术，其中包括预测风向的技术。中国海洋历史学家包遵彭认为，古代中国人能够根据季节和天气的种种迹象预测风向。他指出，南宋末期蒙古人在向南追击南宋军队时就已使用海图了。海图上标有沿海航线、港口和锚地。这个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十分先进。“船长熟悉地理，他们夜间观星象，白天观太阳，阴天使用指南针”。
战术
随着中国的战船航海技术日益先进，海军战术也不断发展。战国时期的主要战船是大翼。大翼有120多英尺长、16英尺宽，配50名桨手。每艘船还配有26名步兵、10名弓弩手。步兵装备有钩拒、长矛和长斧等武器。由此可以推测，中国早期的水师所采用的是冲角战与接舷战战术。
在以后几个朝代，中国的海军战术由冲角战、接舷战发展到两栖战和炮战。然而到了十六世纪，海军战术发展出现了衰退。1524年澳门的一位西班牙人对中国的海军战术作了轻蔑的描述：
帆船上只装有小型的铁火铳，而无铜火铳，火药也很糟糕……中国人的火绳枪质量低劣，弹丸连普通的胸护甲也打不穿，尤其是他们不懂得如何瞄准。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竹枪、矛，有的装有铁矛头，有的则用火烧硬，短而钝的弯刀，护胸甲是由铁锡制成。有时人们看到上百艘船围攻一艘海盗船，这些船顺风抛撒石灰粉，以迷盲敌人。因为他们数量众多，可产生一些效果。这就是他们的主要战术。
在大约100年后的明朝初年，中国海军战术经历了一个迅速而短暂的发展时期。这主要归功于十七世纪末郑成功的发明。郑成功采用一种先进的队形，这种队形与当时英、法、荷海军正在试行的“钻石”形队形相似。他把战船分为5个部分，指挥船位于中间，以便指挥战斗。而在此以前，指挥船在作战时都处于后方。
尽管郑成功在战术上有所创新，但当时海军战术的明显缺点是不能实施有效的指挥。正如当时中国著名的兵家所指出的，“火器可以装在大船上，但由于风浪大，瞄准非常困难，命中敌船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击中，也不会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在船上装火器的目的纯粹是在心理上瓦解敌人的斗志。”
“砖块－灰浆”战术
上文谈到了中国人所采取的基本战术，这种战术包括构筑要塞，用木栅、火船和其他障碍物封锁江面。在鸦片战争中，这种“砖块－灰浆”战术曾用来阻止英**舰入侵。1839年负责防守广州的林则徐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说：
如果外**舰擅自入侵，即使风、时有利，军舰航行如飞，它们也难以越过木栅锁链。突破第一道铁链，还有第二道铁链，如要突破所有铁链木栅，也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我要塞所有火炮将对它们射击，外**舰将被我炮火击毁。
中国人的这种战术必然会导致战船的退步。到十九世纪时，中国标准的海军战船长120英尺，宽25英尺，吃水12英尺，排水量为250至300吨，船上有一平甲板，所装大炮质量低劣。战船上仍然使用古老的藤牌，根本不能防御滑膛枪的射击。中国的海军也不是英国海军的对手。1840年英国调遣了“复仇女神”号铁甲舰增援其亚洲舰队，这艘平底的铁甲舰有两门发射32磅炮弹的大炮。1841年1月7日，中国政府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割让香港的要求后，该舰使用“康格里夫”式大炮攻击了中国海军的舰队。
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进攻舟山
1842年8月29日，中国和谈代表登上英国的“汉华丽”号军舰，签署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开端。继此之后，中国在西方海洋大国的威胁之下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同意向英国政府赔偿2100万两银元，其中战争赔款1200万两银元、商欠费300万两银元、鸦片费600万两银元。
2，中国政府将整个香港岛长期割让给英国。
3．中国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5港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在这些地方开设工厂，其商人和家眷可自由出入。
4．协定进出口关税。必须按一固定的低税率征收英国商品的关税，此后，商品可运往内地任何地区而不再交纳任何税。
5．英国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特权，英国都可以同样享受。
在很大程度上因中国海军的软弱，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了，并被迫默认了西方列强提出的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要求。显然，中国海上力量发展上的停滞导致了外夷的海上入侵。海洋已不再作为中国的海上长城，满清皇帝深有感触地评述道：“海军名存实亡，夷船进我领海犹入无人之境，回顾以往，凄凉的海港预示着日后不祥的前景。”上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