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百姓还处在饥饿的边缘，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南方的民众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向更好的小康努力迈进。
差异在所难免，但改变也正在发生，或者是很快就会出现。
在苦痛中期盼着被拯救，希望鞑虏的统治早点结束；在光复后看到希望，并期盼王师得胜，不再重入苦海。
这就是人心向背，每到历史转折，或是王朝末日时，便表现无遗。
比如明末时百姓对于改朝换代的冷漠，哪怕是异族统治，也无动于衷。没有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痛恨，只希望没有战乱的太平日子。
不能只看到胜利的光芒，而忽略了所遮盖的问题。如果不能在思想根源上得到改变，类似的悲剧还会再次发生。
而只有让百姓安居乐业，享受到帝国安定繁荣的红利，才能从心中生出归属感和责任感。
最基本的就是吃饱穿暖，然后是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好的社会环境。绝对的公平不会有，但法理上的公平公正还是要保证。
“以民为本”，当皇帝提出这四个字的为政宗旨时，虽然并不新鲜，可在施行的过程中，却会越来越让百姓体会到关系自身的得利。
黄立其实也在学习，怎样做一个好皇帝，怎样把政策对百姓的激励关联起来，以便能更好地施行。
比如丁税，原先的想法是全部豁除，但随着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融入，更能从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才把其与普及教育挂起钩来。
老百姓对于自家孩子读书识字并不是太过热情，毕竟，这是比较虚的东西，不好说以后会有多大的益处。
但与丁税挂钩，则是眼见的好处，而且是能持续几十年的受益。
为此，他们自然希望家中的孩子不成为经济上的负担。包括自身在内，成年人也有着这样的期望。
而小学毕业考试，在难度上也适当地倾斜。儿童和少年要严一些，成人则相对简单。
这也与官府的需求有关，年轻的识文断字，就业面很广；成年人，已经基本确定了职业，会写自己的名字，能看懂官府告示，也就达到标准了。
降低成年人的标准，也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弄得挺难的，自然也就没有了热情。
很多人都不会想到，光复不过一年多，改变已经无处不在。最深的感触，自然是来自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即便国战还在继续，鞑虏还在顽抗挣扎，可必胜的信念，已经弥漫在光复区的军民心里。
虽然军队没有再大幅地扩充，但对于百姓的军训，却推出了相关的政策。
适龄百姓，从十八到四十，身体健康者，在农忙和农闲季节，每月要集中训练两三天，掌握火枪的装填和射击，学习简单的军事技能。
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都适行于新章程。如果不能参加，则要缴纳一定金额的钱财。
交钱代役，主要是为了照顾工商业者，他们或者比较忙碌，或者是流动性强，不好管理。
新政策推出后，并没有全面铺开，还处于征求意见，商议研究的阶段。但还是要求各省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准备，并在两三个月后进行试行。
训练百姓，武装民众，再到义务兵役制，甚至是全民皆兵。
皇帝的思路已经确定，但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以后的推行和演变，还以为是在为国战作准备。
黄立也没有对臣子们说清讲明，毕竟，在传统的治理思维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相同的理论，武装百姓对于江山的稳固，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对社会治安的维持，也相当不利。
为了避免提前的阻力，黄立打着国战的名义，先建起框架，以后再逐渐完善。木已成舟，臣子们再反对，也不会太过激烈。
只不过，虽然训练民兵的事情得以通过，哪怕还没有正式施行。但刘玄初突然剖肝沥胆的建议，却让黄立陷入了深思。
“万岁应恢复司礼监，使其重掌批红、掌印之权，以固皇权……”刘玄初的建议很突然，但接下来的讲述，却是明朝中后期的权力之争。
太祖朱元璋“罢丞相，革中书省”后，将相权的大部分并入皇权，其余分散到六部，使皇权在大明王朝中一家独大。
朱元璋对此相当满意，他和他的后继之君们终于不用再担心权臣的出现，甚至是皇位的不稳。
但文官集团追求的目标是“圣天子垂拱而治”，所以，在追求恢复相权的同时，还想要吞并皇权，由此形成了一第列权力斗争。
永乐朝内阁设立，洪熙朝内阁获得了票拟之权，内阁大学士可以兼任六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便拥有了成为丞相的基础。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后，宦官被打上了欺君误国的标签，武将勋贵损失殆尽，两大绊脚石基本被搬开。
景泰朝时，以于谦废除三大营、组建十二团营、将宦官势力踢出京营为标志，京营、内阁、六部、都察院都是文官说了算，以巡抚转隶都察院为标志，文官成为了各地的最高军政长官。
景泰八年，夺门之变发生，武将勋贵的残余势力和宦官势力联合起来，又给了文官集团一次沉重的打击。
天顺时期，明英宗扶持以石亨为代表的武将勋贵势力，还曹吉祥为代表的宦官势力，意图在朝廷上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
但一场曹石之乱令明英宗的计划落空，之后直到成化和嘉靖朝，文官集团同皇权的斗争陷入了拉锯战。
成化时期，明宪宗朱见深废除十二团营，建立十团营，将文官集团势力挤出了京营。
正德时期，明武宗先是扶持刘瑾同文官集团争斗，接着又授意刘瑾提出了召回各地巡抚的计划。然后，刘瑾因被文官集团指责谋反而被处决。
太监不行，明武宗又通过京营边军对调，以及宠信武将江彬和钱宁等方式，意图扶持武将勋贵势力，结果明武宗在一次意外落水后离奇驾崩，江彬、钱宁因谋反而被处决。
嘉靖时期，庚戌之变的发生，使得文官彻底掌控了京营、巡抚和总督成为了朝廷正式官职，文官集团终于又离目标更进了一步。
隆庆六年，明穆宗驾崩，继位的明神宗只有十岁，正是主少国疑的关键时期。
隆庆帝的托孤重臣高拱，却决定向李太后、明神宗这对孤儿寡母施加压力，目的是强迫他们同意将司礼监的批红、掌印之权交给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