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太监，传旨的是礼部官员，恭喜之后，便转身离去。好几道圣旨呢，这报喜鸟当得挺累。
郡王爵位不变，可降袭两代；军衔升至大将，赐军礼服；赏银币五千两，赐京师宅府一座。
另有御派画师，会前来为刘体纯画像。京师建凌云阁，万岁“驱驾英才，推心待士”，为功臣武将画像陈列之所。
刘体纯收好圣旨，接受了众将的恭贺，也定下改日酒宴，便回到了住处。
作为北京军区的司令，他驻防于蓟州，这里的房屋不大，也不算是正式的府宅，但他却也不挑。
坐在书案前，刘体纯的心情激荡，久久不能平静。已经拿好纸笔，准备写谢恩奏疏，却半晌没有写下一字。
唐太宗建凌烟阁，有功臣二十四位，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名臣武将。同时，也陈列“十八学士”图。
唐朝诗人李贺有诗：“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唐太宗李世民很善于处理君臣关系，恩威并施，双管齐下，把一个个能人异士治理得服服帖帖，却又使名将功臣多半得以善终。
“万岁这是再次表明心迹，能入凌云阁，就要载入史册，日后再清算历史问题，便有损万岁声名。”
刘体纯微笑起来，心中已是大定。除了凌云阁，还有降袭两代的恩典，这也是要与功臣善始善终的表示。
要说皇帝是因为还未完全掌握兵权，对他们这些有历史问题的功臣暂时安抚，等着日后再算账，刘体纯并不这样认为。
当然，现在就鸟尽弓藏确实容易造成动乱。要知道，武将中没有历史污点的很少，也没有几个是高级将领。
大顺军、大西军和吴系、归降反正的，要挑毛病，谁也躲不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而治之也容易让人有物伤其类的忧惧。
但刘体纯却相信皇帝不是那样的人，从一贯行事来看，皇帝性格相当宽厚。
更重要的还是皇帝的思维，并不同于以前的帝王。新政频出，就表现得很明显。
“不管怎样，忠心就是了。”刘体纯终于落下笔，心情也平静下来。
除了谢恩，刘体纯还决定辞掉北京军区司令。这与李来亨的想法一致，有了出息的儿子，父子同掌兵权，不是好事。
刘享任山东提督，与京畿紧挨着，实在是过于敏感。数数几位郡王和国公，除了他和李来亨，还有更加合适的。
不掌兵权，在大都督府任职，就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应该更好。不论是皇帝，还是他们，都放心。
现在激流勇退还早了点，但解掉兵权，也是一种变相的表示。郡王已经够高，再立战功岂不是让皇帝为难？
“还有海外分封，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刘体纯来到北方没多久，在大都督府却是知道皇帝对郑经的安排。
这应该不会是首例，皇帝可能也拿不准，先试试再说。
“海外之地要想稳固，少不了朝廷的支持。自立为王？就凭封地的人口和资源，简直是白日做梦。”
刘体纯对于明军的情况了解得更加透彻，也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除了武器弹药这个关键因素，还有发展和经营。就算粮食能够自给自足，没有工商也不过和海外诸国一样，没什么发展的空间。
要发展工商，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大明打交道。就象大明进行海贸，要与众多国家往来通商是一样的道理。
“不能操之过急，等到万岁确定分封，再主动请缨也不迟。”刘体纯思虑已定，下笔更加顺畅。
“重文轻武”通常被确定为明朝的痼疾和弊端，但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大明律》中，却能看到文官所受到的诸多限制。
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册封的十公中，只有李善长是文官，其他几个皆是能上阵杀敌之能人。
很明显，在开国之后的一段时期，武将地位要高于文官。
转折点应该是在“土木堡之变”，武勋损失大半，文官集团趁势而起，对武将实现了全面压制。
或许是这个原因，也或许是处在和平时期，在明朝中后期，武将封爵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如明末镇守辽东的总兵李成梁，其封爵为宁远伯，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封爵是平西伯，而平定倭寇的戚继光则连一个爵位也没有。
到了南明时期，又开始滥封，别说侯爵、公爵了，就算是亲王、郡王的爵位也是毫不吝啬。
但不管怎么变，非武功不能封爵的大原则，还是基本没变。
《大明律》中便有如下规定：凡文官非有大功勋于国家，而所司朦胧奏请辄封公侯爵者，当该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斩；
其生前出将入相，能去大患，尽忠报国者，同开国功勋一体，封侯谥公，不拘此例。
也就是说，文官想要封爵，必须要有特殊的贡献。
第一，是出将入相；第二，是能除大患；第三是尽忠报国。
如果满足这三项，那么文官被封公侯是可以被准允的。
此外，开国功勋，地位超然，无论是不是文官，都可以被册封为公侯。
其实，自从明成祖以后，基本上就形成了武官有爵位，文官有实权的局面。
而对文官的褒奖，不是封爵，而是赠荣衔。
荣衔是一种荣誉官衔，没有实权，但极为荣耀。
明朝最高的荣衔是太师，在理论上太师是明朝最大的官衔！整个明朝只有九人在生前获得太师衔，可见太师衔之贵重。
除了太师以外，太傅和太保的头衔也很荣耀，这三个头衔合称三公。排在三公之下的头衔是三孤，分别是：少师、少傅、少保。
而荣衔虽然是虚衔，没有实权，但是可以领钱。
比如太师是正一品品级，加太师衔就可以领一份正一品的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