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卫东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穿越前转基因的事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因此他也曾经利用闲暇了解过一些情况。在胡卫东看来，转基因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看你怎么做，而中国农业的具体情况与西方大不相同，因此绝不能够简单地效仿人家的研究路线。
比如西方农业、特别是美国的农业都是大农场、高度机械化的模式，因此它们转基因的重点放在了提高作物抗虫抗病的能力上，因为抗灾能力相对不足恰恰是机械化农业的最大弱项，为此他们甚至将部分动物的基因引入到作物的基因中。这无疑是非常不安全的，但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种植的作物大部分都是用作牲畜饲料或者榨油以及其他工业用途，很少直接食用，因此安全性的要求便可以相对放宽一点，但中国的作物之中大部分都是要直接拿来填饱肚子的，安全性的要求就必须更高才行。
就好比美国允许在猪饲料里加瘦肉精，是因为猪肉之中瘦肉精残留不多，而美国人不吃瘦肉精很容易蓄积的动物内脏，所以问题并不是很大，但是在中国。如果也允许在猪饲料里加瘦肉精，那就非出大问题不可，因为中国人是吃动物内脏的
而且中国农业人力充足，抗灾救灾（防灾姑且不论）能力比起地广人稀的美国强得多，而吃饭的压力却远比美国大得多，因此中国作物的抗虫抗灾能力远不如单产重要，而很显然，动物的基因对于后者几乎不会有任何帮助，引进高产植物的基因才是正确的思路，例如后世袁隆平院士就提出可以尝试将光合作用效率更高的c4植物的基因引入光合作用效率较低的水稻、小麦等c3植物，若能成功，可以令单产提高至少好几成，其价值远比抗虫抗病能力的提高大得多，而且引入植物基因，安全性方面也远比引入动物基因好得多，甚至即使同为植物基因，增加作物产量的基因也还是要比抗虫基因安全得多，这才是中国转基因科学发展的正途
当然，光是完成主要作物基因图谱的测序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目前中国育种的主要途径还是发展迅速的辐射育种和更加传统的杂交育种。由于“911工程”的开始，中国的辐射育种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之相比显得较为传统落后的杂交育种不可避免地被人看轻，胡卫东只得再次强调自己一直以来的观点，“对于应用科技来说，并不是先进的就一定是最haode，充分利用成熟的jishu，往往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
令胡卫东高兴的是，历史上袁隆平等科学家培育出三系法杂交水稻最关键的“不育系”所需的“野败”（即花粉败育的野生稻）已经在海南岛被发现，为日后三系法杂交水稻的选育成功扫平了障碍，发现者也因此同样获得了全国科技一等奖（每届大会有一个特等奖、两个一等奖、四个二等奖、八个三等奖，其中特等奖因为标准极高，大多数时候都是空缺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