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已经去过三次了，请求和她儿子见面，但是，每次都被宪兵队的那个将军——在紫色脸膛上面长着一个大鼻子的白头发小老头，很不客气地拒绝了。
“大婶子，再过一个礼拜，提前是不行的！再过一个礼拜——我们给你想想法子，——但是现在，是不行的……”
他又圆又胖，使她联想起了熟透的、放了许多日子的、外皮上已经生了霉菌的李子。他总是用一根很尖的黄色牙签剔着那口细碎的白牙。小小的碧色眼睛，很殷勤地微笑着，他怕声音，也是和蔼可亲的。
“挺客气的！”母亲一边想着，一边对霍霍尔说。“老是笑容满面的……”
“是啊！”霍霍尔尔说。“他们——样子还不错，很客气，总是带着微笑。假使有人命令他：‘喂，这个聪明而正直的人对于我们是危险的，快给我保拿去绞死！’那么，他们也会带着笑容拿去绞死的，——绞了之后，他们还是依旧带着微笑吧！”
“比起上回来搜查的那个，他厚道些，”母亲比较了一下。
“那个一看就知道是狗腿子……”
“他们都不是人。他们是用来打人的铁锤。是一种工具。使用他们来收拾我们弟兄，叫我们变得服服贴贴的，他们本身就是统治我们的人们手中的服服贴贴的工具——人家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既不想也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终于得到允许可以会见儿子了。
礼拜天，她规规矩矩地坐在监狱办公室的角落里。在那间矮小污秽的房间里面，除了她之外还有几个等待会见的人们。他们大概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互相都认识；在他们之间，倦怠地、慢慢地开始了像蛛网一般牵牵扯扯地谈话。
“您听说吗？”一个胖胖的、筋肉肥驰的、在膝头上放着一个皮包的女人说。“今天早上做弥撒的时候，教堂里的领唱撕破唱歌班的孩子的一只耳朵……”
一个穿着退伍军人制服的中年男人，很响地咳嗽着说：
“唱歌班都是些顽皮的小家伙！”
一个矮小、秃顶、下颚骨凸出、两脚很短而两手却很长的男子，似乎很忙地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走动着。用不安的轧轧的声音一刻不停地说着话。
“生活程度渐渐提高，人们也渐渐凶狠起来！次等牛肉，一斤十四戈比，面包又要两戈比半了……”
有时候，囚犯走了进来，他们都是形容枯藁，穿着笨重的皮鞋。他们走进了幽暗的屋子，眼睛立刻眨动起来。有一个，脚上发出了脚镣的声音。
周围非常寂静，是不愉快的单调。好像大家早已弄熟了，对自己的处境习惯了；有的静静地坐着，有的懒散地巴望着，还有的在有条不紊地、懒洋洋地和被监禁的人谈话。因为等待得有些不耐烦，母亲感到心在颤动，她茫然地望着周围的一切，那种沉重的单调令她深感惊异。
在她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是她的眼睛却充满年轻的活力。她扭转着很细的脖子，倾听着别人的谈话，同时格外热诚地看着大家。
“在里在的是你什么人？”符拉索娃悄悄地问她。
“儿子，是个大学生，”老妇人马上高声回答。“你呢？”
“也是儿子，是个工人。”
“姓什么？”
“符拉索夫。”
“没听说过。进来很久了吗？”
“第七个礼拜了……”
“我儿子是第十个月了！”老妇人说。在他的声音里面，母亲感到有一种宛若自豪的奇妙的东西。
“是啊！”秃头老人很快地说。“耐不住了……大家都在焦急，大家都在吵闹，一切都在涨价。而人的价格，却反比例地降低了。安安稳稳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
“一点不错！”军人说。“不成样子了，最后呀，应该来一个坚决的命令：‘不准说话！’应当这么办。坚决的命令……”
谈话变成了共同的、活跃的。每个人都想赶快陈述出自己对生活的意见，但是大家都是放低了声音在谈话，在他们身上，母亲感到一种陌生的东西。平常在家里，谈话不是这要！总是比较容易了解，简单，响亮。
一个留着西方的红胡子的胖看守，叫出了母亲的姓名，从头到脚把她看了一遍，对她说：
“跟我来！”然后他一拐一拐地带她进去。
她一步一步地跟着走，很想往看守背上推一下，使他走得快些。巴威尔站在一间小屋里面，微笑地将手伸出来。母亲握住了他的手笑着，频繁地眨着眼睛，因为找不出适当的话，只是低声地说：
“你好……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