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学界的先贤早已离世，但他们的传人和后人还活跃在沙俄文学界。
《在人间》如此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并毫不避讳的进行批判，势必会引起这些人的大肆反对。
《新世界》背靠的沙俄财团里有不少这个制度的拥趸和受益者，和它相关联的文人集团也基本传承自杜斯妥耶夫斯基他们。
《童年》里有这个问题，但问题不大，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没人会和金钱过不去。
可《在人间》直接把问题摆在台面上说，外加瑞典文学院的那次公开课，北川秀又直截了当抨击了另一大西方势力“白左群体”。
伊戈尔是真担心稿子会被《新世界》扣下来，或者干脆进行大幅度修改后再发。
“北川老师希望我能继续翻译，还把自己的手稿寄给了我。
这是因为他足够信任我，那我也得肩负起这个责任才对。”
伊戈尔不让阿列克谢过早去通知编辑部，只是简单说了下这个问题，以及他的翻译难度。
在弗拉基米尔这儿，他才原原本本把问题的严重性给说了一遍。
“听你这么说，我甚至觉得最符合出版资格的《现代人》可能也接不了这个烫手山芋。”
弗拉基米尔面色凝重，明白了伊戈尔的顾虑和担忧。
至于对方为什么会找上自己。
因为他恰好是实权人物里最有可能帮到这本书，也最有立场和理由帮忙的那个。
弗拉基米尔和大多数的沙俄权贵不同。
他出身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母亲是名工厂女工，父亲则在海军服役过。
初高中时期，他的理科成绩很一般，但文学和政治成绩非常好，这也是他非常热爱文学的原因。
从特工转型为政客后，弗拉基米尔一手打掉了多个沙俄寡头，将那些尸位素餐的家伙们一个个送进了监狱。
他之所以能身居高位的同时干这些利民利国的事，全赖他有过类似阿廖沙的童年、青少年经历。
那些支持专制制度的人，也大多是他的政敌和对头。
在沙俄，政治和文学紧密相连，没有官方大佬的撑腰和背书，很多文学家根本不敢随便发作品。
伊戈尔找他，就是希望弗拉基米尔能为阿廖沙自传体三部曲背书。
“《现代人》肯定不愿意。他们背后的财团寡头可是当年的‘余孽’。”伊戈尔不屑地撇嘴道，“我认为能接管这部系列小说的，现在只剩下您亲自掌控的莫斯科国际出版社了。”
莫斯科国际出版社就是沙俄的官方传媒，类似隔壁的XX日报。
弗拉基米尔目前掌管国家的所有安全监管部门，重中之重的媒体自然也在他的管辖范围内。
不过莫斯科国际出版社目前只出版官方文件、报纸杂志和官方小说，还从未有过出版纯文学作品的先例。
“这本小说，真有你说的那么...敏感吗？”弗拉基米尔心动了，但要说服莫斯科国际的那些顽固老头，也得费不少力气。
他得有比较充分的理由才行。
“这是我临时翻译的一小段，请您看看。”早有准备的伊戈尔立即递上了几张全新的稿纸。
弗拉基米尔接过来直接读道：“有一天，老保尔一身湿透了从城里回来，秋天老下雨，他在门槛处像麻雀似的浑身一抖，郑重说道：‘嘿，你们两个闲人，明天就得收拾东西挪窝！’
‘又要赶我们去哪儿？’外婆生气问道。
‘去你妹妹马特里奥娜那里，去她儿子那里...’
‘亏你想得出来！’
‘住嘴！蠢货！你们在我这儿骗吃骗喝多久了！去那里，或许他还有机会成为一名绘图员。’
外婆一声不吭地低下头。
晚上我告诉柳德米拉，我要去城里，要去那里生活。
‘我也很快要去城里。’她说话时却是满脸恐惧，‘爸爸想把我这条好腿也截去卖了，说这样日子会好过一些...’
整个夏天，因为失去了一条腿，她瘦了不少，此时说起这条好腿，她脸色发青，眼睛变得更大。
‘害怕吗？’我问。
‘害怕。’她说，不出声地哭泣了起来。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安慰她，我自己都害怕去城里生活。
我们身子紧紧依靠在一起，默默地在惆怅中坐了很久。
要是在夏天，我会劝说外婆去流浪讨饭，就像她年轻时那样，那就可以把柳德米拉一起带走了。
我可以把她放在手推车里，她不用担心少了一条腿的问题。
但这是秋天，街上吹着潮湿的风，天空密布着乌云，大地皱着脸，变得肮脏而凄凉。
......
当我终于鼓起勇气敢和外婆说柳德米拉的事情时，她却先一步去了城里。
‘这是好事，阿廖沙。’外婆这么安慰我。”
读到这里，弗拉基米尔一边赞叹着北川秀的细腻笔触，一边忍不住点头道，
“这确实是一件好...”
然后他顿住了。
“‘这是好事。’我也试图这么安慰我自己。
直到我看见一辆载着垃圾的破旧手推车来到我的面前，早已没有了生气，也并不完整的柳德米拉就像个破布娃娃被丢在里面。
‘这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