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繁荣与西域的稳定并未让大唐朝廷放缓扩张的脚步。随着匈奴和羌人的相继失败，帝国的疆域向西延伸，对异族的控制也愈发严密。朝廷开始大规模征用异族俘虏，将他们送往成都至长安之间的险峻地带，修建连接帝国心脏与西南边陲的驰道。
这项浩大工程以血汗为代价推进。数以万计的匈奴、羌人俘虏在监工的皮鞭下日夜劳作，开山凿石，架桥铺路。恶劣的条件、沉重的劳役和严苛的待遇使得每天都有数十人倒下，尸体被随意抛入山谷。消息传开，异族各部闻“驰道”而色变，视之为死亡之路。
在这紧张的氛围中，朝廷下令对武都地区的氐人进行登记造册，分发田地，纳入正规税收体系。这本是仓慈在西域推行政策的延续，旨在通过均贫富、兴教化来巩固统治，但到了武都，政策的执行却变了味。
武都太守李贞虽有些文采，却缺乏治理边地的经验，更对氐人文化一无所知。他急于建功立业，好调回长安任职，对朝廷政策执行得简单粗暴。
“限期一月，完成所有氐人户籍登记，测量田地，不得有误！”李贞在衙署内对下属们发令，“完成后本官将亲自回长安向陛下禀报。”
主簿王衍犹豫道：“大人，氐人部落分散在山谷之间，语言不通，且有诸多禁忌。如此急促行事，恐怕会引起误会。”
李贞不以为然道：“蛮夷之辈，何需多虑？朝廷恩典，赐他们田地户籍，乃是皇恩浩荡，他们应当感恩戴德才是。”
这不仅仅是李贞的态度，大唐的许多官员都是如此。
毕竟大唐皇帝英明神武，麾下精锐更是骁勇善战，普天之下，没有哪个异族敢挑战大唐的威严。
然而实际情况远比李贞想象的复杂。派往各氐寨的官吏们态度傲慢，测量田地时不尊重氐人传统领地观念，登记户籍时不理会氐人家族连名制（父子连名）的习俗，更有甚者，借机勒索财物，中饱私囊。
氐人大酋长杨腾的儿子杨千万刚从敦煌游学归来，见识过仓慈的治理方式，试图向族人解释登记造册的好处：“我在敦煌见过，羌汉百姓皆有田地，孩童可入学堂，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但老酋长杨腾摇头道：“我儿，你太年轻。汉人的文书就是绳索，一旦被记录在册，就永远被捆绑。你看那些修驰道的羌人，不都是先登记造册，然后被带走的吗？”
恰在此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成了导火索。一群从驰道工程中逃出的羌人俘虏流窜至武都地区，为求生路，他们袭击了几个汉人村庄。李贞不分青红皂白，下令围剿所有“可疑分子”，三支氐人狩猎队伍无辜遭殃，数十名氐人青年被误杀。
瞬间就有谣言随之而起。
“朝廷要先登记氐人，然后征召所有青壮去修驰道！”
“那些测量田地的人，实际上是在评估我们能提供多少劳力！”
“汉人要将我们氐人全部迁离祖地！”
恐惧像野火般在氐人部落中蔓延。
杨千万竭力劝阻父亲和各位头人：“这一定是误会！我在敦煌时见过仓慈都护，他对待羌汉百姓一视同仁，朝廷政策不是这样的！”
但老杨腾已经听不进去：“孩子，汉人官员各有心思，那个仓慈可能是好人，但这个李贞绝对不是！我们不能拿全族的命运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