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陈建宁笑道：“其实不只是招商局，两家洋人的轮船公司，太古、怡和在旧时空里都还存在，而且这两家公司都是靠中国发展壮大的，并且己经发展成了集团公司，就是太古集团、怡和集团，虽然都是在英国注策，但总部却都设在香港，业务也主要都在亚太地区，由其是怡和集团，还是世界500强之列。”
杨育新又道：“那么他们之间的商战又是怎么回事？”
陈建宁道：“说起来这次商战也是算是洋务运动中的一个亮点，在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前，中国的航运业是由太古、怡和、旗昌这三家公司平分，虽然他们之间也是竞争关系，但都不希望再有人进入到航运的市场，因此轮船招商局介入航运业之后，这三家公司曾经联手打压招商局，采用的手段也很简单，就是压价，以此来挤垮招商局，不过李鸿章釆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确保招商局的稳定收入，还得到兴建码头货栈所需的土地，而且所承运的货品还免征厘金，结果旗昌公司反而由于长期的运费过低而破产，被迫将轮船公司出售给招商局，于是就在1877年，招商局以现银222万两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资产。3月1日，旗昌产业换旗过户，转归招商局所有，计有海轮7艘、江轮9艘及各种趸船、驳船，从此招商局所拥有的船队规模也一举超过了太古、怡和这两家公司，更是开中国企业收购外国企业之先河。”
“而太古、怡和也只能被迫和招商局妥协，分别在1877年、1883年、1889年三次签订齐价合同，在中国的各条航线上共同议定统一的价格，并确定水脚收入和货源的分配方案，而且招商局所占的份额最大。从此以后，中国的航运业就甴这三家瓜分。虽然在旧时空里，学术界有一度认为齐价合同的签订，表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从这个时代的实际情况看，在清廷的主权都不能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想要把太古、怡和彻底挤出中国市场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妥协也是再所难免的，而且招商局毕意是打破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保护了中国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讲，还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不过虽然招商局在制度上有不少的创新，但毕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近代企业，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招商局的受任者是与作为主要股东的商人一起管理公司，但重大的决策权实际都掌握在由清廷委任的官董，也就是盛宣怀的手中，清廷实际仍然控制着招商局的大权，而且做为股份制公司最大的标志，由股东选举产生董事会一直到1909年才成立。盛宣怀虽然出生于官宦世家，又是办理洋务出身，也在招商局有股份，但归根到底还是企业的官方代理人，这就注定了盛宣怀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建立起近代的企业经营制度，而是借经营企业増加自己的政绩，最终走上仕途，现在盛宣怀就有卫四品的太常寺少卿的官衔和专折奏事权，在旧时空里盛宣怀最终当上清廷的邮传部尚书。而且清廷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因此外资的轮船公司在1900年以后，又逐渐的重新占据了主导中国航运地位。而我们的加入，或许会是损害招商局的利益，但对整个中国的航运业来说，却是有益的。”
“但在目前来说，轮船招商局仍然是洋务运动中最赚钱的企业，也是盛宣怀的最大资本，因此他是肯定不希望我们插足航运业的，而在这一点上，盛宣怀和太古、怡和两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虽然盛宣怀不敢明面上违抗清廷的命令，但肯定在暗地里唆使太古、怡和来与我们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