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铮道:“我们估且不论新政的好坏，但从1894-1900年，在这连续6年的时间里，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重大事件，可以说每一件事情对清廷都是沉重打击，基本透支了清廷的公信力，可以说在庚子国变之后，除了极少数死忠之外，国内的绝大多数政治势力都对清廷基本都失去了信任，清廷这种局面下推出新政，不能说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但能成功的机率也是极底的。”
徐济超道:“成功的机率底，并不表示完全就没有成功的机会啊。”
秦铮道:“但问题就出在清廷的新政内容上面。”
徐济超道:“我看清廷的新政内容没有什么大毛病啊。”
秦铮道:“单纯的从新政的内容看，确实没有大毛病，甚至可以说和以前相比，确实是有进步的，只可惜新政推出的时机不对，如果是在甲午战争之前，那怕是在戊戌变法之后推出这些新政，基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且还能得到广泛的支持，但在庚子国变之后，清廷的公信力基本清零，再推行这样的新政，各方的政治势力自然都接受不了，认为清廷的新政为自己保留了相当多的权力，改良的步伐还是太慢了，因此清廷无法用这样的新政来重新恢复自己的公信力。”
徐济超道:“难道就一点成功的机会都没有吗？”
秦铮道:“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我认为清廷的新政要想成功，只有学英国搞虚君制，皇帝只是国家的像征，不在掌握实际的权力，而是将权力都交出来，只有这样清廷才能重新获得各方势力的信任，而尽管清廷失去了权力，但也能够保住皇帝的名号和国家像征的地位，反而能够超脱于各方势力之上。可惜这一点是清廷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因为从一开始清廷就没有想过要学英国，而是以日本、德国为参考对像，甴其是日本，后来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基本就是照抄日本的明治宪法，而且明文规定‘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同时皇帝拥有颁行法律，总揽司法，召集并解散议院，任命官员，指挥军队等各种大权，老实说这样的权力和过去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要说进步，也就是把皇帝的权力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了。在慈禧在世的时候，清廷还不敢搞得太过分了，但慈禧一死，载沣这群年轻权贵就急不可耐的抓权，但他们又沒有慈禧的政治手腕，最后弄出个皇族内阁来，所以我才说清廷的新政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而暴力革命虽然会给国家、社会造成一定的动荡，甚至是流血牺牲，但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确实是唯一的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