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宽刚才睁大的眼睛又眯缝起来，这样更聚光，更让人捉摸不透了。他狡黠地盯着王梓明问，真的没有？不会是舍不得吧？
王梓明笑了笑，说，真的没有，我倒是很想有。
常宽的目光闪电似的在王梓明脸上闪了几闪，然后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回到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坐下来的同时，顺手把桌子上放着的微型国旗和党旗向王梓明这边推了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领导们都开始赶起时髦来，喜欢在自己办公桌上放国旗和党旗，好像谁不放就是对国对党不忠似的。单位副职们放这种小的，一把手往往在背后靠墙放全尺寸的。往这两面红旗前一坐，就有了胸怀社稷，气吞山河的气势。王梓明对这个做派很反感，觉得这些人是要用旗帜做掩护，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关天浩的办公室放的就有这玩意，三个月一换新的。王梓明打算等自己搬进去的时候，把这没用的东西哪远扔哪去。
常宽往办公桌后面一坐，脸上笑容就渐渐凝固了。他推红旗的这个动作同时也说明，他和王梓明之间的谈话正式开始，进入了法定程序。他拿起桌子上的电话，很快地按了几个号码，说了句什么。不一会，门外响起了咯咯的高跟鞋声。人影一闪，进来个年轻的女人，手里拿着文件夹。这女人个头不低，体态**，眼睛很黑很大，猛一看有点像姚元元。她朝王梓明点了点头，在常宽办公桌的侧面坐了下来，一言不发地铺开了记录本，做好了记录的准备。
这种阵势虽然只是纪委的办案规矩，但却能给人以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你说的每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都有可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所以王梓明虽然努力做出镇定自若的样子，但心里还是不由自主地打起了鼓。关于那辆汽车和那张卡，他实在不知道纪委方面掌握了多少情况。如果他们只是敲山震虎，那就好办多了；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那么自己的狡辩只会变得毫无意义，甚至适得其反，落下个认罪态度不好的口实。不过既然刚才自己已经否认，那就应该坚持到底，改口只会把自己拉入更深的泥潭。
常宽的脸已经晴转多云又多云转阴了，再也没有讨论老乡聚会时候表现出来的热情。他居高临下逼视着王梓明，用审问的口气说，王梓明，你说你没有途锐汽车，可有人亲眼看到你开这辆车了，并且是不止一次看到，有监控录像为证，你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