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这三策，都需要中原王朝能镇得住场面。
就算是最不堪的南宋，也在稳住阵脚之后，和金朝取得了战略上的相持地位。
唐朝在太宗和高宗时期，对草原的控制力也是非常强大，突厥、突骑施、薛延陀……草原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谁冒尖就打谁，但是又如何呢？
草原上的人口源源不绝，不断的在互相的迁徙、仇杀中养蛊，打掉一波又养出来一波，唐朝的镰刀再快，也有割钝的时候，等到武则天上位，清洗了一大波名将之后，突厥果然就死灰复燃了。
在内亚语境下，牧区的权力真空不会持续太久，总会自发生成新的权力中心。
如汉灭匈奴，而鲜卑兴；唐亡突厥，则回鹘起。
即使能铲除一个游牧政权，很可能不到十年又会出现新对手。
这三策，都依然还是区分“敌我”的，以术驭人，必然是貌合神离。
拳头大能压服一时，不能压服一世。
如果做不到把原住民彻底赶走，那么想要真正的降服，那么就需要模糊“敌我”的概念，让双方能够存在除了“我打不过你，暂时拜拜你讨点好处”的想法，还能有思想文化上的认同。
满清就做的相当好，有很多所谓什么“播黄教以安蒙古”，“满蒙和亲”，“满蒙一家”，这些都只能算做辅助，真正将蒙古彻底解决，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满清创造性的制度—盟旗制度。
草原的活力在于迁徙，在于人口不断大规模流动中的残酷冲突，在血与火之间诞生出的强者，也获得了和中原王朝掰手腕的能力。
盟旗制度恰恰就是限制了牧民的游牧范围，改游牧为畜牧。
清对归附的蒙古部众，按盟旗原则重新安置归附的蒙古诸部，直至全蒙古部众悉数被纳入盟旗体制。
其中，旗是清廷设在蒙古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在法理上是清朝皇帝（也就是蒙古大汗，私下的）赐给旗主的世袭领地。旗经过编织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通过任命札萨克（执政官）而形成。
盟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由清帝派人兼摄。
盟长的主要任务是充当三年一次的会盟召集人，履行比丁、练兵、清查钱谷、审理重大刑名案件、监督属下各旗等职责，但无发兵权。
同时，清代严格限制各旗属民越旗游牧、耕种、往来、婚嫁。
盟旗制下，蒙古诸部的经济基础实质上已从游牧制转变成畜牧制，实现了人口土地紧密结合，方便清廷统治。
同时这种固定范围放牧，有稳定据点的政策，也让叠床架屋的官僚体系成为了可能。
那么这意味着草原民族独特的粗放式管理优势也没有了，草原上本来就不多的资源，又要分出去来供养盟旗的官僚，而这些官僚的权力，来自于中央。这样就把中原和草原之间的地域矛盾，变成了盟旗内部的阶级矛盾。
蒙古人就这样被满清给从物理与精神上双重阉割了。
阿拉伯人一样是游牧民族，不过他们的先天环境要比蒙古草原差很多，这也就造成其整体威胁不算太大，难以诞生出一个有太大威胁的政权。
毕竟原时空中穆罕默德—阿里打酋长国跟打狗一样，这就足以说明这块土地到今天还有个什么水平了，虽然穆罕默德—阿里确实很强。
即便如此，塞大帝自然也是要采用这个办法的，能洗脑的就洗脑出去。
至于留在阿拉伯半岛，不能洗脑的就采用奥斯曼版盟旗制度，再配上一个总督，拉拢好贝都因酋长们，让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成为奥斯曼帝国最为忠实的盟友。
当然，像满清一样用宗教减丁还是没必要了。
毕竟塞大帝有生之年，是可以尝试一下把火车铺过来的。
今天2700字大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