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神州陆沉，一朝恢复华夏正统，所有人都是十分珍惜的。
大唐开国初期，还有秦王李世民、燕郡王罗艺、庐江王李瑗、义安王李孝常等人起兵造反。老朱洪武一朝，骄兵悍将功臣勋戚无数。可实际上，并没有一位文臣或者武将有过造反之实。
若说宋高宗只是冤杀了一个岳飞，那老朱就是冤杀了无数的岳飞。
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就算后世造反的，也都是老朱自己的儿孙们，跟文臣武将毫无关系。
老朱以为一朝大权在握，打着家国大义的名义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到底有几分公心为国，几分私心做崇，自在后人之心。
岂不知天道昭昭，地道煌煌，人可欺，天不可欺，因果历然，自有定数。
人可以杀，因此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挥之不散的。
这种薄情寡义造成的影响是长远且刻在骨子里的，会被代代传承。后世的大明帝王更是继承祖制，把这种风气展现的淋漓尽致，丝毫不把这些辅助自己治国的臣子们当人。
直斥朱棣谋反篡逆的方孝孺，挽大厦之将倾的于谦，延大明百年国运的张居正，在辽东前线的袁崇焕、熊廷弼、孙传廷、卢象昇等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国之忠臣不能善终，身死族灭，子孙不得保全，人心岂能不寒？
有这样刻薄寡恩的君王，自然也磨砺出针锋相对的臣子。大明后世臣子们对朱家的帝王们下手也从不手软，自焚的、中毒的、落水的、留学的、宅家的等，各种死法层出不穷。
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雠！
大明有骨气、有硬气、有狠气、有霸气，独独缺少了一股浩然之正气，这使得诺大的帝国，没有韧性。
从百年胡人腥膻的统治中艰难爬出来的华夏子孙，何以宁可再度投入女真人的麾下为奴，也不愿高举义族，恢复大明之衣冠，这其中的责任都能怪在世家大族和读书人身上吗？
就拿被诛十族的方孝儒来说，他真的有那么大的罪吗？
不管真实的方孝儒品性如何，他维护正统，斥责朱棣谋反，正是渎书人的傲骨铮铮，忠于君王的体现，他有什么错？诛十族这样酷烈的朝庭法度，不是应该用在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身上吗？
帝王之权是公器，岂能以一人之好恶，随意使用，皇帝自己都不守规矩，又怎么能要求臣子们不逾矩？皇帝自己残忍噬杀，却要求臣子们忠君爱国，岂能得乎。
对一个维护法统的忠臣，用上这样残忍的刑法，着实有些过了。方孝儒就算再错，也断没有诛十族的罪名。
朱棣一向以李世民自比，可他比李世民差远了。方孝儒的头再铁，却也硬不过魏征，李世民是怎么做的，面对魏征的痛斥，李世民没有动怒，反而让人开释了魏征，以家国大义责之。
硬生生的让魏征做了贞观一朝的忠臣，临了还绘像悬于凌烟阁，排在二十四功臣的第四位。在李靖、房玄龄这些名臣和秦琼、尉迟恭、侯君集这些秦王府旧将和玄武门功臣之前。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李世民认为，魏征之功，超过秦王府旧将；魏征之德，也在李靖和房玄龄这些治世能臣之上。
君臣二人相得益彰的名声留传千古，人人称颂。
朱棣原本也有这样的机会，方孝儒就是明朝的魏征，只要能收服他，大明的文臣，就会倒向朱棣，认可他。
可朱棣选择的是怒而杀之，诛其十族。
要知道，像方孝儒这样的铮铮铁骨，不单单是建文朝的忠臣，更是大明的脊梁，甚至他的行为，已经超越了自身的立场和学派，成为整个汉民族一抹亮丽的色彩。
方孝儒的行为，虽然比不了宋朝的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却也值得称道。
朱棣砍其头胪，诛其十族的同时，也亲手打断了渎书人的根骨。让他们倍感屈辱的同时，也丢掉了名声和气节，变成有奶便是娘的蝇营狗苟之徒。
这不仅仅是一代渎书人的损失，更是大明朝，乃至整个民族的损失。
这种无形的损失，不亚于宋高宗冤杀了岳飞，让整个神州大地为之悲痛，死在自己人手中，最为憋屈和心痛。
明末的开门揖盗，恐怕也有朱棣的一份功劳。
其实，在李言看来，朱棣武略虽强，这文韬也着实弱了些。靖难大军攻入应天府，朱允炆自焚的那一刻，天下就已经变了。建文朝的臣子，也就是永乐朝的臣子了，渎书人岂能看不清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