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策略，即有利便有弊。
古往今来，凡所有大权集于一身的帝王，固然可以轻易成就不凡的伟业。可这种高度的集权也会使得一个国家始终处于险地，一旦君王有失，连个较错功能都没有。
对于一个国家带来的破坏性，也是十分惊人的。
这种强势人物年老昏聩，或者他们离世带来的巨大权力空缺。就像落差极大的拦河坝崩溃，必然给之前看似稳固的权力架构带来强烈的冲击，轻则国家衰弱，重则皇权易手迎来大洗牌。
胡亥和朱允炆，都是能力不足的皇帝，却要面对最为严峻的形势。
表面上看赢政和朱元璋留给他们的是一个稳如泰山的王朝，实则暗藏巨大的危机。
正是有鉴于此，汉朝在一开始的时候，刘邦就颇不及待的立了太上皇，皇后，储君，并且把刘氏诸王分封各地。可以说，汉朝继承了秦制，但在皇权的分配上，刘邦却没有一样儿学习赢政。
汉朝前期几代圣君所处的环境都十分安稳。上有太皇太后，有太后，中有皇后，有太子，下有宗室亲王，还有外戚，甚至还有太监，汉朝的皇帝把集中于一人的皇权，分散给了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一大群人身上。
皇帝居于核心，用这个庞大的群体，来制约文官百官，尽而管理整个天下。
这么多利益群体的相互制约，基本上保证了皇权的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权威和能量虽然下降了，但风险却也无限降低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别出新裁的群体领导了。这种模式开拓不足，对于一个守江山求稳定的大一统王朝来说，却是足够了，也算是十分先进的，可以避免昏君误国。
对于臣子们来说，杜绝了他们针对皇帝个人下黑手，因为单单只干掉皇帝，已经没办法解决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了。
那群以太皇太后或者皇太后为主的皇权代表们，可以从容的再立一个，他们要立谁，只会考虑他们的利益。
皇帝薨逝带来的权力散溢，也只能便宜她们，而不会回到臣子们手中，除非臣子们把整个群体给消灭掉，但这是不可能的。
汉武帝刘彻奋三世之余烈，亲手打破了这种牢固的权力格局，把汉朝推到了顶峰，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可他忘了，那些环绕在皇帝身边的群体，即是一种束缚，也是一种对皇权的保护。
对于英主来说，这些群体就是限制其自由的束缚；对于庸主来说，这些人就是保护皇权的长城。皇帝需要以更大的智慧和格局，才能摆脱束缚，驾驭这个群体。
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屏弊了庸主乱国的风险；而又无法阻碍英主崛起的脚步。
正是这种模式，使得大汉远比大秦稳定，也比大秦延绵久远。
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也就在此，有些事情或者说制度模式，真的很难说是对还是错，更没有绝对的正确或者错误。
彼之珍宝，吾之芥草；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需要个人的眼光和能力随时调整，才使得社会的资源不会固定化，一直在流动中运行。
高度集中的皇权，对于赢政和刘彻这种雄才大略的战争狂人来说，就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可对于胡亥和刘弗陵这些刚刚长大的少年来说，就是杀人不见血的毒药。
若是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若是他们身边也有窦太后、王皇后、窦后主等，这样的层层‘束缚’，也许他们还可以多活几年，获得成长所需的宝贵时间和历练。
少年心性，面对限制，多是只见其害而不见其利。
刘彻若是没有窦太后的‘约束和保护’，恐怕他很难安然成长起来，更不用说接手权力、大展鸿图了。光绪要是没有慈禧的‘约束和保护’，更大的可能不是自由自在的飞翔，而是更早的殒落掉。
顺治一直视多尔衮为眼中钉肉中刺，无一刻不想除之而后快，死后还要抛棺戮尸，发泄心中的仇恨。可多尔衮死后，他也没做多少年的太平皇帝，也跟着去了。
这些是李言在权力核心打转了几十年，尤其是最近这半年接手大唐皇位，沉下心来开始治国后，才渐渐悟出的道理。这也是他纵容长孙皇后和海棠，也没有强硬要求后宫不得干政的原因。
封藩王会致后世诸藩反叛，可不封藩王有可能连后世都不会有；纵容后宫干政，有可能会导致皇权衰落，可那些没有后宫的人，王朝可能更加短暂。
豢养太监外戚，会留下骂名，那些没有太监和外戚的，国祚也不见得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