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英和张帆相互挽着胳膊走出妇产科的主任室时，我还蜷缩在走廊上，疼的大汗淋漓呢。
“常书，咋回事儿啊？”张帆非常担心地说。
“来人，来人，快，去急诊室抢救，抢救······”艾英“非常关切”地叫喊着，很快来了几个医生和护士，都嘲笑着看着我，“快，快，送急诊······”艾英对其他人说着。
“这又不是生孩子，关我们啥事儿啊，哈哈哈。”其中一个护士笑着说，其他人也跟着附和着。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张帆不知道。
“快去啊，快去啊，快去······”张帆想搀着我，但没有搀扶起来。
我努力地笑着，扶着墙站起来了，“哼哼哼，没事儿，刚才，被驴踢了一下，哎吆，疼死我了！”我安慰着张帆说，但却忘了艾英还在旁边。
“驴，哪有驴啊，谁家的驴啊，瞎碰啥呀，唉！”张帆有点无奈地叹息着说。
“驴，驴，驴······”艾英生气了，开始疯狂地踢打着我。
我只有撮着腿，弯着腰，一手捂着小腹，一手牵着张帆，尽可能地走快点。
其他护士笑着拽着艾英，回到了医生值班室里。
走廊上留下了一阵笑声，还有一群好奇地猜疑着的病人及其家属。
2005年的4月1日，尽管我们的律所就在法院对面，且只和法院隔着十几米宽的一条马路，但还是收到了3月25日从法院寄来的“传票”。
我被告了，刘春正他们几个沸腾了。
“哼哥，最毒妇人心，最毒妇人心啊，想当年，啊，唉······”刘春正满脸“悲戚”地拍着我的肩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