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早就知道焦竑今天会来，连忙拱手笑道：“后学末辈见过澹园先生。”
焦竑说道：“刚才在屋外听了建阳一通高论，其中许多观点十分新颖，不知建阳是何时开始研究先秦古史的？”
王文龙道：“是写《尚书古文疏证》之时。”
董其昌见焦竑和王文龙两位在考古和历史方面都颇有才学的学者聊的热闹，哪里愿意放过这次机会，他建议道：“两位难得见上一面，不若就在此做一次对谈，若是能有什么高论，说不定能成为千古佳话呢。”
焦竑点点头问王文龙道：“建阳以为如何？”
“幸何如之。”王文龙笑着说。
而听到三人的谈话屋中的学者们顿时骚动起来，这还是他们自持学者身份，否则早就有人跑出去呼朋引伴了。
焦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影响有多大？他是整个万历年间写史的第一人，是此时人以为“蓄一代史材”的人物。
历史上黄遵宪临终前，最后对自己的儿子黄宗羲嘱咐的话就是：“学者最要紧的是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
而原史中清代最有名的明史学家万斯同评论了明代所有私家史书，从郑端简骂到《同时尚论录》，以为都不可为典要，直到说“焦氏《献征录》”时表示“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
事实上焦竑的《国朝献征录》不仅在明末的史学研究中地位极高，更是直接被后人称为“明代传记之冠”。
事实上直到王文龙的《尚书古文疏证》风靡天下，他的学术地位才略略可以和焦竑相提并论，焦竑的研究成果是靠书籍史料给堆出来的。
此时两人一同坐上讲席，董其昌也在一旁列席，等待着听闻两人的对话，而，有一些得知消息的甲骨社成员跑来旁听，来人很快就将一间小屋挤满，连屋外的廊院都站满了人。
王文龙笑着对焦竑说：“澹园先生，先前我对甲骨文卜辞进行了分析，用的是比照史料的方法，这也是从先生写作《国朝献征录》时的研究方法中学习的。先生写作此书之时，为了收集史料，不光参考了各家典籍，还亲自去收集当时人物的墓志铭等等往常容易被人忽视的资料，在下觉得这种研究办法十分有启发性。”
焦竑点头，问道：“建阳看过《国朝献征录》？”
王文龙道：“通读过两遍，受益良多。”
焦竑笑问：“可从我书中看出什么不足之处，还请说说。”
焦竑这人性格挺怪，他不在乎听别人对他的夸奖，反而喜欢看别人挑他的刺，以为这是一种端正己身的办法。
王文龙思索一阵，回答说道：“先生的书写的极好，但是先生论史的方式，我却认为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