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笑了。
这个沈千鹤，还是很会说话的。
当初潘应龙选他做令史，而后又极力推荐他为正使，出使海外三国，顺路游历诸国，进行实地考察，确实没有推荐错人。
视野开阔，思维全面。要是换一个稍微迂腐古板，或者自命不凡的人为正使，写回来的笔记，肯定是“海外皆蛮夷，无一可取之处。”
那样才是一场灾难，白白浪费一次大好机会。
从各方面反馈回来的信息来看，沈万象和王用汲做得很好，好到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朱翊钧没有出声，含颌点了点头，示意沈万象继续。
“臣等在大学里学习过的诸多政治、经济和哲学理论知识，在出使海外，游历诸国，与所见所闻相互印证。书本上的理论，在现实中找到了实例。
臣等非常庆幸，有幸被皇上钦点，出使海外，这才有此机会。否则的话，还和其他人一样，懵懵懂懂，一知半解。”
沈万象顿了一下，“臣等在政治思想公共课，学习过皇上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新篇》，其中有一点记忆深刻。
皇上在书里说过，政治无非是妥协的艺术，政治斗争不仅是对权力争夺，更是对资源占有以及资源分配的争夺。
西夷国情与大明不同。
他们的兑洲，他们的基教世界是一盘散沙。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诸侯邦国，也是一盘散沙。
法兰西、英吉利建立之初，就是诸多大小部落首领，也就是他们自称的贵族，推举一位首领，聚在一起建立两国。
中国自古有天子垂拱，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
说到这里，沈万象抬头看了一眼朱翊钧，发现皇上神情未变，没有任何异常。
“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是也指出了国朝自古以来的某种政治理念。
在西夷，贵族与国王共治社稷却是真的。西夷有一句名言，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其本意是每个领主只可以管辖自己的附庸，但无权管辖自己附庸的附庸。
而每一位领主的土地和附庸都是世代相传，只需要国王认可一下。有时候只要他的附庸认可，国王的认可与否都不重要的。
因此国王的权柄只限他的直属领地，封臣领主的土地和附庸自有领主完全处置。
可是维持和保护一个国家，需要征税和征兵。国王不仅要征自己的领地，还需要征其它领主的领地。
于是就会产生巨大矛盾，征多征少，又或者谁征得多，谁征得少？
站在国王的角度，他肯定希望自己领地征得少，封臣领主征得多。
站在封臣领主的角度，却恰恰相反。
两者博弈，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博弈数百年，于是有了大宪章，有了三级会议，有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沈万象越说越胸有成竹。
这些欧洲的考察成果，他和王用汲在漫漫的五年行途中，不断思考，不停讨论，早就有了自己的思量。
现在说起来，自然是滔滔不绝，令朱翊钧刮目相看。
“英国的大宪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确定了国王和贵族们的经济平等性，确保了贵族们的经济独立性。
由此也确定了西夷政治体制的特点，那就是国王只是贵族群体的第一位，而非超越贵族群体。
再说法国的三级会议。
参加者有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平民（第三等级）三个等级的代表，故名三级会议。
三个等级不分代表多少，各有一票表决权。会议召开时间不定。
法国每次召开三级会议，都是国家出现财政困难，主要职能之一是批准国王征收新税...
在臣看来，西夷诸国这些政治和社会现象，正好体现了皇上论述的两条真理。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经济是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一切的基础。”
朱翊钧心里暗暗点赞。
沈万象和王用汲对出使海外，游历诸国所见所闻的感悟，跟自己的理念非常相近。
不过人家是自己感悟出来的，自己是做资深公务员在网上当键政客，“广纳众长”学来的。
所以说，沈、王二人确实是大才！
不过两人有一点没说，可能他们体悟到，但是不敢说。
那就是大宪章和三级会议，不仅是妥协的艺术，更是权力的制衡。
在欧洲，它可以用来制衡国王的权力。
在大明，可以用制衡文武百官的权力。
欧洲势力最大的是贵族，国王是贵族第一位。
大明则是地主，皇帝是最大的地主。
欧洲贵族靠的是血脉继承，大明地主靠的是文化传承。
可以断嗣，但不会断根。
两者都可以生生不息，暗地里把控着各自国家的实权，直到新时代到来，新的生产力崛起，出现新的生产关系。
掌握新经济命脉的新时代宠儿，几经冲击旧有的阶层和体制，几经博弈和融合，最后变身为新势力...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汉朝外戚宦官专权，南北朝九品中正，到前唐关陇世家和关东士族，再到前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无非都是皇帝和地主们在来回地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