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些蓬勃发展的民间企业，跟他们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所以说造劣贩假，危害百姓，要求朝廷禁绝。”
朱翊钧感叹道，“所以说，屁股坐在哪里，就会说什么样的话。
朕看这些所谓名士大儒，为什么会被万历年以来的滚滚时代大潮远远抛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屁股坐得不正。
他们从来不会关心普通百姓，不会去感同身受民族苦难和人间疾苦。
他们只爱自己，只爱自己家族。
只要自己能够荣华富贵，自己家族能传嗣千秋百世，江山社稷算什么？神州陆沉算什么吗？改朝换代又算什么？”
朱翊钧的语气变得日渐严厉。
“国朝初立，太祖皇帝遍邀江南名士大儒，参与驱逐鞑虏、光复中国之神圣使命，而后又邀请他们参与建设大明，恢复民生大计。
这些名士大儒大部分傲然拒绝，还写诗撰文追忆前元朝廷恩德，以明心志。
什么‘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亦。’
甚至到现在，还有人在私印的小册子里暗戳戳地说，前元取民最轻！
暴元有什么恩德好追忆的？
《元典章》规定，蒙古人杀死汉人南人，只需杖刑五十七下，付给死者家属烧埋银子即可；反之殴死蒙古人，则要处以死刑，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
至元三年（1337年）四月，前元颁布朝令，禁汉人、南人不得持寸铁...
种种法规章程，暴元把汉人和南人视为猪狗，偏偏这些江南名士大儒还要追忆歌颂前朝恩德，不愿出山为大明和社稷出力，为何？”
众臣面面相觑。
他们只是知道有这些事，还真没研究为什么会这样。
“前元在中原和江南实行包税制，蒙古人规定每年某地征收多少赋税，然后把该地赋税包给中原地方豪强，以及江南世家。
足额缴纳后，豪强和世家向百姓再征收多少，蒙古人不管了。
于是这些豪强世家，横征暴敛，肆无忌惮。
他们荣华富贵，百姓们却真的猪狗不如。
不管他们向百姓征收了多少钱粮，蒙古人都只要他们缴纳前宋不到一半的赋税，于是他们感恩戴德，衷心歌颂。
太祖挥师北伐，在中原、山东、河北等地对抗王师的暴元主力，多是这些地方豪强的武装。
在江南，这些自诩高洁的世家名士们，洋洋得意地写诗作文，追忆暴元恩德！
什么‘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元贞大德乾元象，宏文开，寰世广。’
真是恬不知耻！
朕当时读到这些文字时，忍不住想，世上怎么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后来从他们另一句文字里，看到了玄机。
‘生乎阀阅之门，奋乎熙洽之辰。’
他们这些民族的败类，因为出于阀阅之门，所以才会感叹，这段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危难时期，是他们的熙洽之辰！”
朱翊钧不客气地大声怒斥，会场为之一肃。
众人心里无不为之一凛，部分心眼转得快的人恍如大悟。
为什么皇上随员里，除了专司农业、经济建设和工业计划孺东公、潘凤梧和胡如恭，还有文明建设指导委主任凤磐公。
皇上这次南巡，不仅要主抓经济建设，还要抓文明建设。经济和文明两方面同时都要抓，都是都要硬。
现在借着机会，开始吹风了。
果然，朱翊钧接下来的话让更多的人心里有数。
“朕叫文明建设指导委，召集翰林院和国史馆，还有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整理国朝初年，中原助纣为虐的豪强世家，以及江南为虎作伥的名士世家。
把他们干的那些对抗王师的坏事，把他们追忆暴元恩德的诗词，一一整理，要搞成一个系列，在报纸上广为宣传，要让世人和子孙后代，看到这些人的丑态！
看清楚这些人名为道德君子、当世豪杰，实际上是一群自私自利，毫无民族气节的伪君子，真小人！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没错，这些人是朱翊钧打造中华民族，塑造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团结的反面教材和垫脚石。
朱翊钧继续说道：“中华民族承载着华夏文明，延绵五千年。期间有被打败，但从未灭亡。
他们一次又一次从废墟和血泊中重新站起来，就是因为他们中间前赴后继涌现出民族英雄。
蒙恬、卫青、霍去病、张骞、苏武、陈汤...班超、祖逖...李靖、李勣...郭子仪...宗泽、李纲、岳飞、韩世忠...辛弃疾...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徐达、常遇春、于谦、胡宗宪...”
朱翊钧说出一个又一个名字，“他们在中华民族危难存亡之际，挺身而出，舍身成仁，一次又一次挽救中华民族，挽救华夏文明为将倾之时。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应该被世人和子孙后代铭记。
有英雄，也有败类。这些为了私利出卖民族的人，应该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永儆效尤！
凤磐公，这是你的职责，要抓紧。”
张四维马上高声应道：“臣遵旨！”
心里却十分得意。
王凤洲，你个老小子老实点，要不然老子把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