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皇帝原本淮右布衣，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大业。
丰功伟业，彪炳青史。”
朱翊钧顿了一下又说。
“但是朕也知道，民间也有人大肆宣扬，洪武诛戮大臣为太过。立法过严，用刑太峻，而二党京民之戮，颇伤天和。
没错，太祖洪武年间，胡惟庸案，蓝玉案，牵连勋贵官员以及名士大儒数以万计，江南世家士林几乎为之一空...”
众人静静地听着，心中百感交加。
还不大清楚朱翊钧为何提及太祖皇帝，也不知道太祖皇帝与这次各界代表协商大会有什么关联，但他们各自的心里忍不住疯狂吐槽。
皇上，你做的不比太祖皇帝差啊！
太祖皇帝只是把勋贵官员，以及世家士林当草割，一茬接着一茬的割，毫不手软。
皇上你更狠，连宗室都当草割，十几万宗室，杀一批、关一批、平民化一大批，现在玉牒在册的宗室不过一两千人，人数之少，都快赶上洪武年国朝初立之际。
勋贵、官员以及世家大儒，更是杀得人头滚滚，不要说江南世家，山东、山西、湖广，稍微有点历史和根基的地方世家，哪一省不换了一茬。
关键还杀人诛心！
万历帝丰功伟业，胜于太祖，杀戳之重，更胜于太祖。
朱翊钧继续往下说。
“朕也知道，甚至有东南文人名士在暗地里指责太祖暴虐急峻，好杀无德。
但是又没胆子明着说，于是就暗戳戳地用他们最擅长的手法，春秋笔法，借着追忆暴元来贬低太祖皇帝，
国朝初年，就有江南名士大儒公开追忆暴元。
什么前元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
什么元贞大德乾元象，宏文开，寰世广...
什么元有国，自至元承平之后，人尚弥文而器能多不足于用...
甚至在嘉靖朝，还有人摇头晃脑地说，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
这些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文化败类，朕今天不屑提及他们，朕要说的是立场不同，当然说的话也截然不同。”
朱翊钧洪亮的声音通过两个电声大喇叭，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心里机敏，又知道些内幕的人，心里隐隐猜到了什么。
“太祖之好用峻法，在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则未尝滥及平民，且多唯恐虐民，是以谨于守法而致成诸案。
江南赋税之重，重于其它地方一两倍，有世人就编造，说江南之地此前支持张士诚，对抗王师，故而被太祖施以重赋，以示惩戒。
荒谬！
这些人怎么不说，江南富庶田地亩产多少，北方旱瘠之地又亩产多少？江南亩产是北方亩产的两三倍，各色天灾也比北方少得多，风调雨顺的日子远胜北方。
你们收获得多，为什么就不能缴纳多的赋税。
天天抱怨朝廷把你们的粮食拨给九边丘八，口口声声说还不如喂狗！
朕看他们的良心被狗吃了，没有九边军民将士艰苦戍边，怎么有你们的岁月静好，有你们的醉生梦死？
不过在那些人心里，外寇入侵无所谓了，大不了摇尾乞怜投降一次，又能继续荣华富贵。”
朱翊钧的话说得语重深长。
“我太祖皇帝出生贫苦家庭。
前元至正三年（1343年），太祖六岁时，濠州发生旱灾，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和瘟疫。
不到半个月，仁祖淳皇帝（朱元璋父亲）、淳皇后（朱元璋母亲）以及长兄南昌王（朱兴隆，原名朱重四）先后去世。
连遭噩运，家里又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太祖皇帝在《大明太祖高皇帝御制皇陵碑》哀鸣，‘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后太祖皇帝投奔皇觉院，剃度出家，十七岁那年因为佛院少粮，被赶了出去。名为云游，实为乞讨...”
朱翊钧一字一顿地说。
“太祖皇帝起事前，历经人间疾苦，深知百姓之苦。
更是云游四方，看多了贪官污吏、劣绅豪强如何欺凌百姓。
成就大业后，他厘正典章，纪纲法度，彰彰明备，内治肃清。御极三十一年，诛杀勋贵百官、世家豪强、名士大儒数以万计，却对贫苦百姓优待有加，视为国本，唯恐伤及。
只是识字的那些文人，出为名士大儒，退为世家豪强，上为百官，下为缙绅，兼并土地、鱼肉百姓，侵凌乡野，肆无忌惮。
太祖皇帝亲身体会过这些官绅一体的狠毒，他手里的刀对准了这些人狠狠挥了下去。
太祖定下严法酷律，比如枉法八十贯绞，自此海内沸腾，文人墨客纷纷说峻法之下民不聊生。
朕看啊，是官不聊生，士不聊生。”
众人听到这里，五味俱杂，尤其是官员和一干文人们。
“太祖御极三十一年，行苛法三十一年，影响深远，及成化年间，官风依旧还算清廉。但是弘治年后，朝堂官风开始败坏，地方豪强开始跋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