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星加坡是“猪仔贸易”的最大中心，因此也成为“猪仔馆”——监狱式中转站的基地。
这些“猪仔馆”全部被私会党领袖所把持。
比如吉隆坡大名鼎鼎的叶得来，是当地义兴会的首领，在他的矿场、木薯园和一个大砖厂中，至少有四千名“猪仔”为他服务。
在马来柔佛，港主陈凯顺和林亚向组织、发展了新山义兴会，他们利用关系，使义兴会成为当地唯一的合法会党，控制着包括“猪仔贸易”在内的诸多事务。
秘密会党把持着“猪仔”的销售，有投机商人的操纵，有挂牌的行情，有兜揽生意的广告。
1877年华民护卫司成立以前，此类投机商多为秘密会党中人，他们控制着星加坡、槟榔屿的所有的“猪仔”销售。
星加坡最著名的“猪仔头”有梁亚豹和麦军。
梁亚豹是天地会在南洋的分支之一的松柏馆。
麦军是义兴会的首领。
每次猪仔和猪花到星加坡，船东会雇佣秘密会党的成员，这些成员会安排舢板接猪仔和猪花上岸，保证不让他们逃脱。
雇佣费为每个猪仔和猪花给秘密会党三、四银元。
如果那些船东不请他们保护，则贩来的猪仔和猪花无人敢买，或发生逃逸之事。
在槟榔屿，大伯公会首领邱天得是最有势力的人物，他类似新客的监护人，每年从汕头的“猪仔行”那里收受一千或更多的银元。
故而每当“猪仔”船到埠后暂未售出的“猪仔”都送至邱天得的客馆里。
在海峡殖民地，秘密会党都是拥有武装的，极有破坏性。
他们动辄用铁棒对待“猪仔们”。
当地政府和警察署也有意纵容这些秘密会党。
1874年英联邦在把各个马来土邦变为殖民地以后，海峡殖民地中英联邦资本的投资急剧增长。
此时，再单纯地依靠秘密会党进行拐骗、绑架、掳掠已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同时“猪仔贸易”的黑暗内幕和丑恶罪行受到世界舆论的无情揭露和激烈抨击。
殖民当局感到必须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给掳掠华工、贩卖“猪仔”以合法外衣，使输入华工更加公开、更加大规模地进行，并能有效地对新移入的华工进行控制和管理。
同时，海峡殖民地资本对秘密会党控制“猪仔贸易”，使输入华工的成本增加也感到不满。
他们希望殖民当局能直接管理华工的输入，减少秘密会党插手，从而降低输进劳工的费用，分享华工更多的剩余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1877年，海峡殖民地政府于同年6月1日成立了华民护卫司署，以管理华人移民和取消秘密会党，并规定新客必须至华民护卫司署当官问话，自愿佣工者才签字立约。
然而在这几年，海峡政府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华人移民，因而私下里仍然纵容秘密会党强迫“猪仔”和“猪花”自愿出洋。
在华天护卫司成立之后，“猪仔馆”经政府允许才能开业。
但由于政府力量不济，政府和客馆都仍需要借助秘密会党的力量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或者有的客馆就直接由会党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