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盟会自光绪三十一年就在日本成立，更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光绪二十年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光绪二十九年克强先生组建华兴会。这么多年来，同志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举义赴死，才推翻满清恢复中华，可谓居功至伟。结果呢？我们手中不过两三省之地，在内阁影响还不及组建数月的新中国党。一念及此，便令人愤懑欲死！”
黄兴叹息道：“《孟子》中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大抵如此吧？”
孙元起此时若是在边上，定要狠狠鄙视宋教仁、胡汉民、黄兴他们一番：如果袁世凯说我获取西北之地有侥幸乘势的成分，我也就认了。你们革命党有什么资格挤兑我？
想想这些年革命党的举动，除了四下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外，就是时不时地派百十个年青人演一出揭竿而起的闹剧。在清政府统治还算稳固的时候，试图让几十个热血上头的年青人造反来推翻满清政府，这种想法实在有些异想天开。而这种以卵击石的举动，除了让年青人前赴后继献出生命之外，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彰显革命和革命党的存在。
要说自己是乘势而起，革命党就更没有资格了！至少在辛亥革命以前，自己已经是学部尚书、内阁大臣。而革命党那帮人呢？湖南都督焦达峰是清政府通缉犯，沪军都督陈其美是上海滩流氓头目，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云南陆军小学总办（校长）。而从床底拖出来就任湖北都督的黎元洪，之前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在都督中已经算是贵不可言了！
尤其是宋教仁，虽然曾担任华兴会副会长、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但却从未在政府中就职过。当初孙元起担任湖北提学使的时候，还曾聘请他当湖北法政学堂的教习。如今孙元起是内阁教育总长，他也成为农林总长。相比之下，究竟是谁发迹更快、腾达更速？
于右任突然说道：“在下听说，原先侵占山西全境的北洋第三镇已经渐次东撤，晋军都督阎百川将由大同返回太原，并且有改弦更张的打算。不知消息是否属实？”
宋教仁神情一黯：“大致不差！去年年底，袁项城趁着南方兵荒马乱、我们无暇北顾的时候，派兵由娘子关、平型关两路入晋。阎百川手下那些新招募的士兵，如何是北洋劲旅的敌手？只一照面便溃不成军，十多日之间山西全省便大半沦陷。当时阎百川曾南下向我们求援，但我们与山西之间横亘河南、直隶两省，实在是鞭长莫及；而且一旦派兵，就会破坏南北之间来之不易的和谈，所以我们只有闻言抚慰而已。
“后来他又向孙百熙求救，他们之间毕竟师生一场，而且正好袁项城急切想把京师附近的第四十七混成协和飞机撤走，于是孙百熙便与袁项城达成协议：袁项城撤走侵入山西的第三镇，孙百熙撤走京师附近的第四十七混成协和飞机。这才有了今天的这番局面。正因为如此，阎百川对我们同盟会没有及时伸出援手颇有怨怼之心，加上孙百熙对他恩同再造，故而他现在开始倾向新中国党，并准备在太原成立新中国党山西分部。”
胡汉民顿足骂道：“孙百熙着实可恨，只此轻轻一举，既满足了袁项城的要求，又使我同盟会在北方失一重镇，还平白捞到山西省地盘。亏他还被全国青年视为‘当代圣人’，行径如此卑劣、心思如此阴毒，哪有半点为人师长者的模样？”
众人都知道胡汉民是强词夺理，不过却没人为孙元起分辨，甚至部分人还大声附和起来。
孙中山道：“在山西这件事上，终究是我们没有尽到救援同志的职责，对不起阎百川在先。我们既然不仁，就不能怪人家不义。而且孙百熙如今是内阁教育总长、新中国党党首，在西部诸省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同盟会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忽略孙元起的势力，必须要妥善处理好与新中国党的关系，尤其是在当下我们处于劣势的时候。所以这个过节我们还是就此揭过吧！”
大家这才安静下来。
黄兴借机说道：“中山先生，同志们已经在院里恭候许久了，我们还是早些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