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办公室设在中环汇丰银行大厦顶层，占据整整一层楼，装修得如同欧洲宫殿：柚木办公桌是从法国古堡拍卖来的古董，价值连城；墙上挂着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亲自签发的爵士证书，相框镶嵌着金边；巨大的落地窗正对着维多利亚港，白天能看到万吨巨轮往来穿梭，夜晚则能欣赏两岸璀璨的灯火。
每当他在这里接待客人，俯瞰着脚下的香江全景，那种掌控全局的气度，足以让任何商界大佬心生敬畏，可谓是风光无限，一时风头无两。
为了答谢周锡年在立法局和市政局两局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英国政府在1950年授予他CBE勋衔（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这枚勋章在大英帝国荣誉体系中位列第四等，仅次于爵级大十字勋章、爵级司令勋章和司令勋章，专门授予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非英国公民，当年全亚洲仅有三人获此殊荣。
而十年后的1960年，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更是在白金汉宫的王座厅亲自为他授予爵士头衔，仪式上他身着黑色燕尾服，佩戴白色领结，从女皇手中接过缀有绶带的爵士徽章，这张照片后来被刊登在《泰晤士报》的海外版，标题赫然写着“香江华人的荣耀时刻”。
在当时种族歧视尚未完全消除的香江，能获此殊荣的华人屈指可数，周锡年的名字几乎成了“华人精英”的代名词。
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商业成就与社会贡献的极致认可，更象征着华人在香江商界地位的历史性突破——在此之前，重要的商业决策权几乎全被洋行大班垄断，而周锡年用实力打破了这层壁垒。
何雨柱看着资料里那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周锡年站在白金汉宫的大理石台阶上，身姿挺拔，笑容沉稳，身后是飘扬的米字旗。
他指尖轻轻拂过照片边缘，心里暗自感叹：这样一位跺跺脚就能让香江商界震三震的大佬，若不是有利云珍父亲那层同窗情谊牵线，自己就算在他公司楼下守上一个月，递上百张名片，恐怕也只能得到一句“周爵士正在忙”的敷衍答复，连见一面的资格都没有。
可以说，若不是利云珍背靠利氏家族这棵“大树”，这场会面根本无从谈起。
利家在香江经营多年，父亲利孝和不仅是《明报》的股东，还担任着香江总商会的副会长，与周锡年在圣约翰大学同窗时更是睡上下铺的挚友，两人当年曾一起组织学生运动，这份情谊绝非普通商业伙伴可比。
而周锡年的身份地位，早已到了“非同等次者不见”的地步——他不仅是掌控五十多家公司的商界巨子，更是香江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当年牵头创办香江大学医学院时，个人捐赠就占了总预算的三分之一；在社会公益领域，他每年捐给孤儿院、养老院的善款超过百万银元，名下还设立了“锡年教育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出国留学，光是受他资助的医学博士就超过五十人。
何雨柱深知这场会面的分量，特意提前三天开始准备：他让裁缝铺加急赶制了一身深蓝色中山装，面料选用的是从意大利进口的纯羊毛，领口和袖口绣着暗金色的祥云纹路，既符合华人传统礼仪，又不失现代商务的庄重；礼物更是费了一番心思——那瓶1952年的茅台是他从内地带来的压箱底宝贝，当年总理宴请外宾时用的就是这个年份，在香江的拍卖会上至少能拍出三千银元，他还特意找银匠打造了一个錾刻着“松鹤延年”图案的红木礼盒，将酒瓶妥善安放其中，礼盒内衬铺着天鹅绒，尽显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