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他刻意拖长尾音，指尖划过香江地图上密密麻麻的英文标识，“
看看这些码头、银行、百货公司——自 1842年《南京条约》生效，英资财团在这里扎根了整整一个世纪。“
办公室外传来维多利亚港货轮的汽笛声，混着潮湿的海风灌进空调房。
马登抽出雪茄剪，金属开合声清脆如枪响：
“上个月深水埗那场大火，听说贵司仓库的损失不轻？“他眯起眼睛吐出烟圈，
“在英皇法律框架下，任何‘意外’都能找到合理解释。“
玻璃幕墙外，中环的霓虹开始次第亮起。
马登转动着铂金袖扣，语气陡然转为怜悯：
“华人商会想和太古、怡和掰手腕？就像蚍蜉撼维多利亚港的跨海大桥——哪怕你们在九龙屯兵三千，海关的货轮一停，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
他将未点燃的雪茄按在铜制烟灰缸上，凹陷的烟痕像一道未愈的伤口。
1978年初夏，当何雨柱拎着老式牛皮箱踏上尖沙咀码头时，咸腥的海风裹挟着柴油味扑面而来。
他望着维多利亚港对岸鳞次栉比的玻璃幕墙，西装革履的商人踩着锃亮皮鞋从他身边匆匆掠过，皮鞋跟敲击地面的哒哒声与不远处叮叮车的铜铃声交织成陌生的城市韵律。
彼时的他尚不知晓，这片被霓虹灯染成紫红色的土地上，政商关系盘根错节，英资洋行掌控着经济命脉，潮州帮、福建帮等华资势力暗流涌动。
初来乍到的何雨柱，在九龙城寨附近的廉价旅馆租下逼仄房间。
泛黄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繁体字令他头疼，街角报亭里的英文财经周刊更让他如坠云雾。
当他试图联系在港的生意伙伴时，电话那头总是传来忙音；参加行业酒会，却只能站在角落看着本地商人用粤语热络攀谈，手中的威士忌冰块渐渐融化。
翻开随身携带的通讯录，能称得上熟人的名字寥寥无几，而通过中介购买的商业情报，不是过时数月的旧闻，就是语焉不详的传闻。
夜晚躺在旅馆硬板床，他盯着天花板上摇晃的吊扇，想起出发前父亲的叮嘱：
“香江的水，比咱四合院的井深多了。“
窗外，霓虹灯光透过斑驳的窗帘洒在墙上，仿佛在无声诉说着这座城市的神秘与复杂。
然而，霓虹灯闪烁的深夜茶餐厅里，何雨柱与霍英冬的初次对谈便碰撞出微妙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