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还有一句老话要对你说，那就是散财求福。”曾国藩从弟弟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心
灵深处的震动，知道自己这番话能被他接受，于是改以平和的口气说，“这一点，大哥我知
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得老饕恶名，其实自己没有占多少非分之财，这也是这些年来你心情
郁郁的一个大原因。”
“只有大哥你真正了解我。”听了大哥这句话，曾国荃很觉宽慰，过后又愤愤地说，
“不知哪个绝子灭孙的家伙取了这个名字，流毒全国。”
“《春秋》责备贤者，这是人之常情。”曾国藩笑道，“你也不必去打听谁取的名字，
既然能流毒全国，这就说明苛责你的人不只一个两个。再说你也是得了好处。眼红、妒嫉，
是人的通病，万年以后也消除不了，唯一的办法是散去一部分。散财分谤，这是古人常用的
办法。我常对纪泽兄弟说，名之所在，当与人同分，利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也是说的这个
意思。”
“长沙建湘乡会馆，我捐了一万二千两银子。”
“好，这是一件积大功德的好事。星冈公在日，常说晓得下塘，还要晓得上岸。散财正
是为了上岸。”曾国藩对弟弟这个举动非常满意。“今后湘乡县的公益之事，如修路架桥起
凉亭，冬天发寒衣，青黄不接时施粥汤等等，这些事，我们曾家都要走在别人前头。弟出一
份，我也出一份，还要叫澄候也出一份。耗银不多，却可赢得乡民称颂，是件惠而不大费的
事，何乐而不为！京师长郡会馆多年失修，我还想邀李家、萧家一起，合资重建一座。这事
意义更大，影响也更大。这件事，就由你为头如何？”
“行！”曾国荃爽快地答应。他跟大哥的性格截然相反。大哥是慎入慎出，不要一丝分
外之物，也不乱给别人一文钱。他是不择手段地大量攫入，同时亦毫不心疼地大把抛出，这
正是他指挥的吉字营能打胜仗的原因。“我想在长沙建一个书局，就如大哥在江宁建金陵书
局一样。书局建好后，先把大哥的诗文奏章书信等刻出来，尤其是大哥在京师期间写给我们
兄弟的家书，当年对我们的教育很大，现在还可以用来教育子侄，刻印出来，定然有功于
世。”
听了这话，曾国藩心中大为欣慰，十分高兴地说：“你有在长沙办书局的想法，真是太
令我欢喜了。金陵书局的许多现成设备都可以运到长沙去。小岑也老了，思乡之情日增，正
好叫他回去办此事。弟成就这桩事，可谓有大恩于士林。但所说的第一刻我的文字，这万万
不可。我的文字只可留给后世子孙观览，不可刊刻送人。”
“为什么？”曾国荃不解，多少比大哥官位低得多的、平庸无任何业绩的官吏们，一到
晚年，唯一的大事便是四处张罗为自己刻集；又有多少比大哥才学差得远的读书人求人募
款，甚至不惜像叫化子一样地八方化缘，为自己刻个某某馆主诗汇、某某斋文集等等。大哥
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我早年对自己的诗文很自负，见京师文坛称赞梅伯言，颇不服气，又常恨当世无韩退
之、王安石辈可以谈论。我一生若孜孜矻矻，穷究不舍的话，或许也可以写出几部像样的书
来，但可惜后来又不允许。对经史，对诗文，我都有不少与前人不同的看法，很想记下来，
一吐胸中之块垒。军务政务太忙，无暇为此，我常为之惋惜不已，以为将成广陵之散。
赵惠甫笑我有汉成帝、明武宗那样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癖，唉！”曾国藩叹了一口气，
充满感情地说，“赵惠甫不理解我。我曾涤生出身翰林，长期埋首经丛史集，吟诗作赋、著
书立说，才是我心中的帝王之业；带兵打仗，安营布寨，这是迫不得已才为之的事啊！惠甫
与我天天在一起尚这样看待我，还不知后世子孙会怎样误解我哩！”
“这样的误解是好事。”曾国荃笑道。
“不管怎样，我是到死也没有一部书出来的翰林，我一生都为之不安。我不怪王壬秋说
我‘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他说的是实话。我的诗文都是草草写成，未加细究，
一时可以蒙混人，刻出来让后人一字一句来推敲，那岂不是把我推出来当一个靶子，认人射
吗？”曾国藩自嘲似地笑了一下，喝了两口水，又说下去，“胡润芝死后，他家里刻了一部
胡文忠公遗集，所选不当，我想若润芝九泉有知，一定会骂人的。他写给官秀峰的一些信，
说了官许多好话，那是润芝的笼络手段，并非心里话。现在官秀峰就把它拿出来，作为其治
鄂的政绩。”
“那老混蛋最会来这一手。”官文是曾国荃的死对头，一提起他就有气。
“这是给人戴高帽子，虽不合事实，尚不至于结怨。我没有胡润芝的涵养，书信中对人
对事多偏激之词，倘若稍不注意伤了人，即使本人不在了，他的子弟也会来找麻烦。就拿同
治五年，我们兄弟私下议论李少荃人品的那些话，如果刻出来，他不恨死才怪哩！”
“有的可以删节。”
“注意到了的可以作删节，没有注意到的呢？世上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还是不刻的
好。我人死了倒无所谓，受牵累的是你和老四，以及纪泽兄弟。”
隔了一会，曾国藩又说：“刚才说到刻书的事，我倒想起一件事来。荷叶塘还存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