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还有一句老话要对你说,那就是散财求福。”曾国藩从弟弟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心
灵深处的震动,知道自己这番话能被他接受,于是改以平和的口气说,“这一点,大哥我知
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得老饕恶名,其实自己没有占多少非分之财,这也是这些年来你心情
郁郁的一个大原因。”
“只有大哥你真正了解我。”听了大哥这句话,曾国荃很觉宽慰,过后又愤愤地说,
“不知哪个绝子灭孙的家伙取了这个名字,流毒全国。”
“《春秋》责备贤者,这是人之常情。”曾国藩笑道,“你也不必去打听谁取的名字,
既然能流毒全国,这就说明苛责你的人不只一个两个。再说你也是得了好处。眼红、妒嫉,
是人的通病,万年以后也消除不了,唯一的办法是散去一部分。散财分谤,这是古人常用的
办法。我常对纪泽兄弟说,名之所在,当与人同分,利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也是说的这个
意思。”
“长沙建湘乡会馆,我捐了一万二千两银子。”
“好,这是一件积大功德的好事。星冈公在日,常说晓得下塘,还要晓得上岸。散财正
是为了上岸。”曾国藩对弟弟这个举动非常满意。“今后湘乡县的公益之事,如修路架桥起
凉亭,冬天发寒衣,青黄不接时施粥汤等等,这些事,我们曾家都要走在别人前头。弟出一
份,我也出一份,还要叫澄候也出一份。耗银不多,却可赢得乡民称颂,是件惠而不大费的
事,何乐而不为!京师长郡会馆多年失修,我还想邀李家、萧家一起,合资重建一座。这事
意义更大,影响也更大。这件事,就由你为头如何?”
“行!”曾国荃爽快地答应。他跟大哥的性格截然相反。大哥是慎入慎出,不要一丝分
外之物,也不乱给别人一文钱。他是不择手段地大量攫入,同时亦毫不心疼地大把抛出,这
正是他指挥的吉字营能打胜仗的原因。“我想在长沙建一个书局,就如大哥在江宁建金陵书
局一样。书局建好后,先把大哥的诗文奏章书信等刻出来,尤其是大哥在京师期间写给我们
兄弟的家书,当年对我们的教育很大,现在还可以用来教育子侄,刻印出来,定然有功于
世。”
听了这话,曾国藩心中大为欣慰,十分高兴地说:“你有在长沙办书局的想法,真是太
令我欢喜了。金陵书局的许多现成设备都可以运到长沙去。小岑也老了,思乡之情日增,正
好叫他回去办此事。弟成就这桩事,可谓有大恩于士林。但所说的第一刻我的文字,这万万
不可。我的文字只可留给后世子孙观览,不可刊刻送人。”
“为什么?”曾国荃不解,多少比大哥官位低得多的、平庸无任何业绩的官吏们,一到
晚年,唯一的大事便是四处张罗为自己刻集;又有多少比大哥才学差得远的读书人求人募
款,甚至不惜像叫化子一样地八方化缘,为自己刻个某某馆主诗汇、某某斋文集等等。大哥
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我早年对自己的诗文很自负,见京师文坛称赞梅伯言,颇不服气,又常恨当世无韩退
之、王安石辈可以谈论。我一生若孜孜矻矻,穷究不舍的话,或许也可以写出几部像样的书
来,但可惜后来又不允许。对经史,对诗文,我都有不少与前人不同的看法,很想记下来,
一吐胸中之块垒。军务政务太忙,无暇为此,我常为之惋惜不已,以为将成广陵之散。
赵惠甫笑我有汉成帝、明武宗那样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癖,唉!”曾国藩叹了一口气,
充满感情地说,“赵惠甫不理解我。我曾涤生出身翰林,长期埋首经丛史集,吟诗作赋、著
书立说,才是我心中的帝王之业;带兵打仗,安营布寨,这是迫不得已才为之的事啊!惠甫
与我天天在一起尚这样看待我,还不知后世子孙会怎样误解我哩!”
“这样的误解是好事。”曾国荃笑道。
“不管怎样,我是到死也没有一部书出来的翰林,我一生都为之不安。我不怪王壬秋说
我‘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他说的是实话。我的诗文都是草草写成,未加细究,
一时可以蒙混人,刻出来让后人一字一句来推敲,那岂不是把我推出来当一个靶子,认人射
吗?”曾国藩自嘲似地笑了一下,喝了两口水,又说下去,“胡润芝死后,他家里刻了一部
胡文忠公遗集,所选不当,我想若润芝九泉有知,一定会骂人的。他写给官秀峰的一些信,
说了官许多好话,那是润芝的笼络手段,并非心里话。现在官秀峰就把它拿出来,作为其治
鄂的政绩。”
“那老混蛋最会来这一手。”官文是曾国荃的死对头,一提起他就有气。
“这是给人戴高帽子,虽不合事实,尚不至于结怨。我没有胡润芝的涵养,书信中对人
对事多偏激之词,倘若稍不注意伤了人,即使本人不在了,他的子弟也会来找麻烦。就拿同
治五年,我们兄弟私下议论李少荃人品的那些话,如果刻出来,他不恨死才怪哩!”
“有的可以删节。”
“注意到了的可以作删节,没有注意到的呢?世上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还是不刻的
好。我人死了倒无所谓,受牵累的是你和老四,以及纪泽兄弟。”
隔了一会,曾国藩又说:“刚才说到刻书的事,我倒想起一件事来。荷叶塘还存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