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比不上上海、北京、天津、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作为一个内陆小城，民风总体偏向保守，因此对这家西式医院多少存在着一些抵触。尤其是西医的检查方式，比如用压舌片检查扁桃体，用听诊器在胸口按来按去。男的还好，女性尤其是那些大户人家的夫人小姐，对于这样的身体接触一下子很难接受。
于是，李默涵率先垂范，带头领着自己的家眷去协和医院检查身体。然后是党卫军各级军官、政府官员。在后来，李默涵下令党卫军里的军医和医护兵都要到这家医院来学习。
有李默涵带头之后，外加这一时期的中医自己也不怎么争气，民间渐渐开始接受了西式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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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护国战争开始之后，袁世凯对蔡锷恨入骨髓，政事堂通令各部署，凡与蔡锷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在各省中和蔡锷有关的人，也都撤职，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是蔡锷的旧属都受到迫害。袁世凯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湖南原籍的财产。可是，蔡锷虽然名满天下，却穷无恒产，蔡锷的太夫人和妻子都已闻风躲了起来，只有一个兄弟是办木厂的，早已和蔡锷分了家。蔡锷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点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袁世凯一方面如此大张旗鼓，一方面又想用软化的手段走迂回的路线来缓和蔡，他找到蔡的老上司李经羲，因为蔡锷是李经羲一手提拔和最早赏识的人，袁世凯特别赏赐李经羲貂裘一袭，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经羲赴云南宣慰，这简直是水中捞月的打算。
李经羲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同时，袁世凯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希龄于5年1月16日抵京谒袁，袁留他共进午餐。熊希龄是蔡锷的好朋友，熊希龄任国务总理时，曾保举蔡锷为湖南都督。袁世凯想请熊希龄南下，去云南说服蔡锷“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
熊希龄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当他抵京时有记者迎于车站外，问他对于国体问题的意见，他摸着脑袋说：“我来京之前，未有所闻，在路上看见筹安会的宣言，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对政情已隔离了许久，一切都不大清楚，因此对国体问题我毫无意见。”
记者又问他对于新宪法的态度如何？他说：“我不是律师，又没有学习法律，对此亦无意见。”这些话否认得离了谱，因为熊希龄忘了在逊清末年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过宪政。那时他还是一位宪政专家呢。
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称为凤凰内阁，所以他这次入京，被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然而凤凰有他打算，5年2月8日，他假口南下疏通，而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