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再仔细考虑一下，朱可夫成为列宁格勒派的一员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这主要是由列宁格勒派与莫斯科机关派的政争源头与本质决定的。
在贝利亚面前，我将ri丹诺夫定xing为企图分裂布尔什维克、另立第二zhongyang的野心分子，而实际上，列宁格勒派的目的并不是这个。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争在苏联国内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它起源自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时期，延续到今天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有人将它界定为列宁格勒与莫斯科的东西首都之争，但其背后隐藏的，却是向西方靠拢、向世界靠拢的思维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争端。
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争端在帝俄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双方甚至到了公开诅咒对方的程度，比如说被誉为“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之父”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就曾经怨毒的说：“圣彼得堡永远会促使任何一个正派人去诅咒这个巴比伦。”
而在进入苏联时代之后，这种争论的声音的确是小了，但背地里滚动的暗流却是愈发的激荡，它在整个苏联不算很漫长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消停过。这种争论不是左与右的争论，也不是修正与正统的争论，而是蔓延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甚至是各项大政方针政策的争论。
知道这种争论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什么吗？我认为它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整个苏联，每时每刻都需要一个斯大林式的强权人物存在。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列宁格勒派也好，莫斯科机关派也好，还能被那个铁血的大拳砸实在一起，而一旦这个强权人物没了，比如说出现了戈尔巴乔夫那样的软蛋，这个红se帝国也就走到尽头了。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朱可夫通过眼神的交谈从得到了什么启示，他没有再继续追问我工作上的事情，而是转口问道。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新村，”我简单的回答道。
尽管我不知道朱可夫与ri丹诺夫的眼神交流中包含着什么样的信息，但我却可以肯定，ri丹诺夫一定知道我，而且对我的现状也了解的很清楚。我相信关于我的问题，ri丹诺夫稍后肯定会再同朱可夫进行交流的。
“嗯，我可能还会在莫斯科停留一段时间，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多交流一下。”朱可夫点点头，说道。
我默然点头，没再说什么。他最后这句话敷衍的成份很高，相信他从ri丹诺夫那里得到的信息，应该是谨慎方面的，否则的话，以他刚才说话时的热情度，至少要确定一下下次见面的时间。
我知道战友的情谊是很可贵的，但却从没指望着父亲的余荫可以为我带来某种便利。朱可夫是那种可以把旧时的战友情谊看的很重的人吗？我可没那么乐观，这家伙不仅是个真正地军事家，还是个很地道的政客。
果然，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朱可夫他们这些人就把我扔到了一边，再没有人过来理会我了。
我也乐得清闲，或许是因为被贝利亚抓住把柄的缘故，我现在对拼命往上爬的事情有点懈怠了。
坐在旁边听了一会，我才明白朱可夫已经接到了国防委员会的调令，在白俄罗斯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的职务，为了考察一下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他在白俄罗斯军区内搞了一个演习，过几天，包括ri丹诺夫在内的一些人，将同他一起去明斯克观摩这场演习。
听着这些人的谈话，我的脑子里不禁想起了前世的一些信息。如今已经到了四月底，如果历史的演进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话，那么再过不到十天时间，莫斯科将会接到乔巴山从乌兰巴托发来的求援信，诺门罕战役随之爆发。
在我刚才来到礼堂之前，在场的人们正在谈论的话题，恰好也是有关远东方面的，准确的说，是关于中国抗ri战争的事情。就在几天前，中国国民zhengfu新任驻苏大使杨杰到任，随后，他便向苏联外交部方面提交了从gqing方面带来的国务信函。这份信函的内容，对于在座的很多人来说都不是秘密，其中主要谈论的，就是gqing需要更多的军事援助。
尽管《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已经在两年前签订，而且莫斯科对中国方面的军事援助已经进行了两次，但这并不是说苏联国内没有反对援中抗ri举措的声音，相反，这种声音还很强烈。其中的主要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中苏双方在蒙古问题上的矛盾，在对待盛世才问题上的分歧，苏联目前国内建设资金紧张的问题等等等等。而在近一阶段，持反对意见的人又有了新的理由，那就是ri军在中国战场上南下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而gqing又有了同ri军媾和的倾向，仅仅是这两个理由，便已经构成了充分的反对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