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是。”洪良很看不起我的想象力，身子靠在椅背上，嘲弄地望着我。
“那…，怎么死的？”我决心问个明白，隔着两米多远朝洪良伸长了脖子。
洪良的表情坏坏的，带着恶作剧的兴奋：“食物中毒。”
“哈哈哈哈！”我俩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好！死得好！谁让他卖臭肉臭鱼给我们吃？多死几次才好！”
刚在办公室里吃过午饭，鲍主任打来电话，让我赶到车站医院去。
当我热汗直流地赶到车站医院门诊部，鲍主任隔着老远笑咪咪地朝我招手：“哦！小黄，你来得很快嘛！好好，年轻人守时间，很好，很好！”说完，他一步三摇地踱着四方步走进了一间诊室，我留意到门口墙上新贴着一张红色海报，“特聘骨科专家鲍主任长期驻诊”，几个大大的黑墨字下面有几行中楷，无非是老鲍的资历和“手到病除”之类。
门诊室很大，分置得很简单，用白布单拉成内外两间，外间放着张写字台，作为我和老鲍接待病人的地方，里间安置了几张木床，准备等一会儿让病人趴在上面注射。
今天是老鲍在车站医院挂单的第一天，因事先在《新民晚报》上登了广告，病人来得很多，我一面忙着给老鲍记录病历，一面开票让前一个病人去交费，随即给老鲍准备好针筒和药水交到他手里，空闲时候挨个观察病人有无不良反应，整个下午，陆陆续续看了四、五十个病人。
一个疗程收三百，今天一下午实现了一万多的gdp。
收摊的时候，我挺着又酸又麻的腰眼，从口袋里大把大把地往外掏病人交来的收据。鲍主任笑逐颜开地点着白纸条，同时在小计算器上飞快地按着，好象面前一堆已经变成了黄的条子，白的大头，绿的美刀。
我坐在老鲍对面的椅子上，望着他喜孜孜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终于算完了，满意地出了一口气，说：“嗯，好啊，一共一万六千五，哈哈！小黄，”他看了我一眼，“等急了吧？”
我刚要客气一句，交费处的女孩子抱着钱箱走了进来：“啊哟！鲍主任，不好意思哦，让你久等了……”
老鲍不耐烦地用右手在空中一劈：“哎！不要讲客气话！你那收了多少？”
“哦，一共是一万四千五百五十块钱，对不对？”
“什么！”老鲍的眼珠瞪得有鸡蛋那么大，“数字不对！你算错了，再算一遍！明明是一万六千五，怎么少了两千？”
“少两千？”女孩停了停，脸上浮出一丝冷笑，“还有药费咧……”
“药费？”老鲍一怔，显然他忘了在谈判的时候堵上这个漏洞，“那那…那也不能收那么多呀！五十几个病人收了人家两千的药费，这太说不过去了吧？”
他两手手心朝上往外一摊，眼睛期待地看着我。
我暗自核算了一下，少算两千块钱就损失了我的二百，岂能善罢甘休？
“就是呀，一个病人光药费就要花四十块，这个药价定得不合理，”我凑上去帮腔。
“就是呀！药价不合理！”老鲍有了我撑腰，愈发得意地摇晃起脑袋。
“我们医院的药价是物价局定的，又不是我们想怎么样都行，”女孩冷冷地看我一眼，“再说，你们医院的药价也是物价局定的哦？”
“这，这……这，”老鲍一时语塞，和我对望了一眼，无可奈何地坐回到椅子上，“好吧好吧，”他摆摆手，“按你们的算吧……”
天色已经发暗，初秋的上海，明显地感觉到白天变短了。揣着一千四百五十五块，我蹬着自行车慢吞吞地骑回了家。
快到家的时候路过“顶顶鲜”超市，我下了车走进去想买一桶农夫山泉。正提着水排队交钱的时候，有人拍了拍我的肩，我回头一看，孙东正冲我“嘿嘿”
直乐，油光光的头发梳到脑后，扎成一把辫子。
“要死呀，你男扮女装啊，走出去吓得死人哪！”
“拆那！”孙东不屑地瞪我一眼，“你当你有多少好看？头上半光不光，活像发了芽的洋山芋。”
我鼓了鼓眼睛，想不出话回击他，眼珠一转，见他两手提着满满的购物篮，里面尽是些面包果浆和罐头肉之类，刚要发问，被他的眼神制止了。
付了钱走出超市大门，孙东面带得色地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想玩玩吗？下个礼拜五夜里来，替你介绍几位新朋友，……今朝不行啦，人太多了不大好，下趟，包你见识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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