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来巴尔蒂莫只为探病，除了rubinstein和他的主治医生再无旁人知道。我尽量小心，但还是被医院的人认了出来，通知了学院。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坚决推掉了霍普金斯学院要为我举行欢迎宴会的提议，也拒绝了当地报刊和电台的采访要求，只应邀为医科和商学院的学生做了两个讲座，而剩下所有的时间，我都待在rubinstein的病房里帮他坐卧饮食，陪他聊天闲谈。
如同以往一样，我们聊专业，政治，球赛，音乐，电影，而感情的事却是不再提了。
那位rubinstein从前的恋人时常来看望他。每次她来时，我都知趣地离开。他们之间能独处的时间怕是已无多。
临走的那天上午，我站在rubinstein床前，伸手展平他被角上的褶皱，朝他轻松地一笑：“过几个月我要去纽约办事，到时候咱们再好好聚聚。要不你好些了就到北京来看看我的实验室？”
他专注地看着我，目光深邃温和。然后静静一笑，说了一句当年安慰做不出试验的我时用过的话：“你会做得好的。”
他是指我的事业，还是爱情？
从他病房出来以后，司机载着我，从医院驶往机场。
昨晚被几个昔日同窗拉到我们读书时常去的一家sportsbar里看球喝酒，闹了一晚上。一贯节制的我居然有些醉了，到现在还有些隐隐的脑涨。
我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的计时器旁，让他在那里等我半小时，然后下车朝市中心步行，想要透透气，也再看一看这座我久违了的城市。
巴尔蒂莫，一座奇怪的城市。它拥有霍普金斯这样举世闻名的学府，却也存在着全美最多的城市贫民和最高的犯罪率。它破旧，脏乱，但又充满生机。我在这里居住了七年，但仍读不懂它。
我慢慢步行至主干道时，发现街道上设了横木，不让车辆通行。原来今天碰巧是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熙熙攘攘的观众们已拥簇在街边，翘首企盼。
我往前走了一段，找到一家小咖啡店，要了一杯espresso，坐在二楼露台的的咖啡桌旁，正好面对着□□队伍要经过的街道。
九月的巴尔蒂莫，阴沉潮湿。刚下过一场小雨，太阳还藏在云层背后，原本就不太光鲜的街道和建筑更显得阴晦陈旧。
但这些许的沉郁很快被一阵欢快的乐声打破。一只装扮得五彩鲜艳的□□队伍出现在远处，并顺着街道慢慢前行。
队伍中有男有女，有同性恋，也有他们的支持者。他们丝毫未受这令人心情沮丧的天气的影响，挥动着绘有彩虹的旗帜，涂着厚重的化妆，穿着亮丽怪异的服饰，奏着乐，骑着摩托，且走且舞着，不时地向围观的人群飞吻，或者散发糖果和小玩具。
一个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头戴彩虹帽的两三岁小男孩儿。孩子乐呵呵地抓着一只大气球，上面写着“我爱我的同性恋婶婶sherry”。
一个化装成女子的高大男人推着一辆轮椅，里面坐着一位瘦小的老妇人。她手里举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基督徒母亲支持她的同性恋儿子”。她布满皱纹的脸上一派平静温和的笑容。在基督徒眼中，同性恋是罪恶的，该下地狱。想必这位母亲初闻自己儿子异于常人的取向时，也是无法接受的。从当初的震惊心伤到如今大方微笑地和儿子一起□□，她经历了多少痛苦挣扎？那历经岁月沧桑的瘦弱外表下该有一颗怎样勇敢坚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