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套放在民用芯片上，却根本行不通。
军用芯片，成本高一点没关系，速度慢一点没问题，质量差一些不要紧，只需要解决“有”的问题即可。
但这三点却是民用芯片的命脉，只有在电路设计、晶圆厂制造、封装测试等各个方面都精益求精，才能生产出市场能接受的芯片。
毕竟军用芯片领域那一点点的需求，根本无法支持芯片大规模生产。
没法通过市场检验和利润反哺进行技术迭代。
芯片是个胜者通吃的行业，弱肉强食，根本没有落后者的立足之地，十分残酷。
根据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你如果不追随技术进步，那生产出来产品就没人买，只能亏损倒闭。
这个迭代的过程，依赖于资本的不断投入，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美元，而资本的来源，大部分来源于上一代芯片在民用市场上挣的钱。
当时的中国，缺的就是钱。
到了80年代，这是一个神奇的时代，科技的图腾，逐渐从奔涌的钢水和轰鸣的万吨水压机，变成指甲盖大小的芯片。
而中国却在这个时代落伍，并且随着摩尔定律而越落越远。
对这个情况，国家很着急。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即开始半导体产业链的基础战略布局。
并希望一年内解决芯片问题。
对于已经习惯强国语境的人，可以用事后诸葛亮的思维去嘲笑当年这个想法。
但这个“一年”，也充分证明当前中国人面对与发达国家的恐怖差距时的那种追赶的急切，和对半导体产业发展规律的认知空白。
中国半导体企业的龙头上海元件五厂，70年代可谓红红火火，1980年的时候利润达2070万元（这可是1980年的2070万元！）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来自美国、日本、台湾的更廉价、性能更好的芯片开始大量涌入，国产芯片开始滞销。
于是国家开始实施531战略，即“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
但很多地方管不了这么多，在效益第一的年代，各地开始一窝蜂地上马半导体项目，不管技术落不落后，只要暂时能赚钱就行。
所以从1984年开始，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学也开始纷纷从国外引入半导体晶圆厂。
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其他诸多原因，大多数半导体晶圆厂没有形成规模生产和商业运转能力。
这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原因是，当时晶圆厂在全国开花。
地方政府、高校和国有企业重复建设。
所以就到处挖人。
凡是前往美国交流，或者是在香港的，都想办法挖来半导体领域的相关人才。
然而他们还是忽略了一点，没市场。
产那么多根本卖不掉。
而且不少人都只想着赚钱，忽略技术升级。
徐洛突然想到给自己安排一个新的定位。
战略学家！
从事研究领域有经济预测、发展战略。
他不会研究芯片，也不会研究光刻机，但是他懂得半导体的未来。
这个身份肯定比商人还要好使！
当即就道：“既然如此，那就去见一见许社长，另外你帮我通知一下文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