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翔和曾静来到孙老爷子这一桌敬酒。
刚才的一幕，这群老人都看在眼里，但没人发表意见，按照这帮大佬的想法，一群女人的事情有什么不好解决的，不就摔了手镯吗，几千万，这帮大佬们还没放在眼里，大不了赔点钱的事。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刹那间，孙老爷子想叫儿子过去看看，毕竟是自家的事，但转念一想还是放弃了，家族的矛盾不能在大庭广众面前激化，楚家母子吃点亏，不行就多赔点钱，安慰几句。
他忘了，人是有尊严的，尤其是像楚秀这种文化家族出来的精英，礼让三尺可以，但不能没有底线。
也许在他骨子里，还认为楚天翔母子不能够跟曾家平起平坐。
这就是商业家族的短视。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任何朝代都有商人的影子，但封建社会基础理论的制定者把商人这一群体看得非常清楚：
士农工商。
这是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等大儒对社会阶层的排名，以此影响了华夏文明上千年。
商人地位最差，即使到了明朝，农民或者叫员外有钱可以穿绸缎，商人只能穿麻衣，违例则斩。
这群人天生有缺陷：见利而忘义，缺乏基本的道德底线。
德国那位马先生也说过：“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们就敢践踏人世间的一切法律。”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把这群人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明朝从万历到崇祯年间，晋省商人把大量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的通过蒙古运往东北，以资鞑虏，获取了天文数字的暴利，成就了后来的晋商‘美名’，想想都可笑。
要知道，华夏文明几千年的传承，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其对世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就是：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商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们做不到这两点。
从古至今，无论是帝王之道，还是士人之道，都是以人为本。
唐太宗李世民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者，百姓也。
宋朝范仲淹说出了士人的心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无论是君，还是民，都是人。
商人不同，他们不考虑人，他们考虑的是钱，是财富。
出发点不同，目标更不同。
两股道上跑的车，不是一条路啊。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反过来说，上层建筑又制约着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