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法律服务者，那位格里芬先生最好能够明白他试图代表哪方的公平正义。”义龙道，“还挑了一个伴娘在我身旁的功夫说就算是私下里也不见得适合的话题。这方面我是有这种切肤之痛的，我希望他也能注意一下时间场合。”
“他并没有说什么实际的东西吧。”许振坤反问道。
“没有，所以我尽我可能地‘提醒’。”林义龙反而笑了起来，“如果我们共事同一个雇主，是不会着重询问自己的同僚是不是法律职业者的，那你觉得从他自我介绍开始我会对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印象?”
“这确实是他的问题。”许振坤同意了林义龙的看法，格里芬这样说确实不大合适。
“所以，也不用怪我对他的那种态度，他做他自己工作我做我自己的工作。”林义龙继续解释道，“无论是那位格里芬先生还是其他律师，有一些你不想对律师说的话，你一定不要勉强自己说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帮你联系其他律师处理你的事儿，但从不自己上阵的真正原因。如果同样都是你的律师的话，我们就是平等的代理人。现在的情形，我只能作为你的朋友给你一些超过超过律师职责的意见，但如果作为律师......就很难控制你需要和其他律师交流些本不应该告诉他们的内容。”
“你想得真周到。”许振坤明白林义龙是什么意思了，反正两人只能共同进退，并不需要许振坤来特别防范。
此后，林义龙就开始和许振坤的母亲用汉语聊起自己父母在英国遇到的文化冲突和生活难题，以及自己觉得能透露的一些自己生活有意思的事儿，把好友留给他自己的妻子说说悄悄话。
“伴郎，能跟你聊两句么？”许振坤的岳父凑到了林义龙跟前，推了推他。
“请说。”
“我们到天朝，到底需要注意些什么？”
“并不需要，在我这几次经历的天朝的答谢宴上，主人的岳父岳母就有点类似于社交晚会的荣誉嘉宾，就向振坤父母在这次答谢宴这样做就可以。”林义龙谈到这个问题，“等新郎新娘接受来宾祝福之后，从婚宴现场离开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现在的东西方的婚宴区别，越来越小了。”
“唉，是这样的。”
“那先生你和你的夫人是答谢宴之后计划在天朝境内散散心还是回澳洲？”林义龙展开地问了问。
“我女儿邀请我们俩在他们不在伦敦的时候去伦敦度冬天，我记得你是伦敦人？”
“如果算的话，我也是南威尔士人，只是少了那个‘新’字。”林义龙打趣着，“也许没准我现在也是澳新人口中的p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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