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宰堂而言，安置厚养几个交出权力的节度使问题不算大，对于魏博、恒冀的士兵处置也十分合宜：得到邺城安置地的他们，此刻又被组织起来，马不停蹄地去整修邺城通往太原的道路了，所需花费也由宰堂和商帮们商议分担。
真正成问题的，还是旧方镇将校层的处分，魏博、恒冀、幽燕、易定、沧景，部分将校留用或迁转掉了，但合计一起仍然有四千余，暂时于各处武道学宫内“教习培训”，俸禄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微薄的，现在有不少人组成“同乡会”，在扬州、邺或洛阳游荡，不然就是强行用低廉价格从商队那里横夺货物，摆在草市上强行贩卖，各地治安就此受到很大的恶劣影响。
邺城铜雀台的“宰堂”，拥有五十个厅堂的巨大衙署，且其处于台城和城墙之内，当得是开天辟地的建筑独创，执政们和地方的行中书省平章事们，这时候分为了两大派别，即“海东派”和“南下派”。
现在西北和东北的边塞都平安下来，北地各异族也纷纷通商进贡，但最大的问题症结，对海东派和南下派是一致的，那便是缺钱，经经界法和砧基簿打算，皇唐现在直辖的人户，已达到六百八十余万户，人口大约三千到四千万，物质生产也蓬勃复兴，可正如芝蕙曾对高岳抱怨的是，天下转通的金银铜币数量不足，“钱重物贱”的局面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
江南西道、淄青，最近勘测出储量巨大的金银矿产，不过经宰堂和三司的测算，用来铸币还是有不足之虞。
所以“海东派”以高岳为首，主张组织远征军，一来把富余的将校编入进去，威逼倭国打开大门，在九州太宰府、濑户内海及难波津，公开接受国家和民间的“无限贸易”，且海东商社摩拳擦掌，已死死盯住倭国的几座金银矿山，是势在必得；
而南下派以剑南行省平章事杜佑为首，接受岭南、剑南和关中商会的建议，同样要组成一支远征军，也把富余将校编入进去，征讨南诏，目的是将南诏富有的铜、银收入囊中。
高岳清楚，其实不管是海东还是南下，皇唐的宰堂风气已经有巨大变化，那就是宰执们聚在一起商量国政外交，已不再以“仁义威德”，而是直接以“怎么才能获得更多的金银，流入到海内里来，让货物价格能提升，让农、工和商人一并得到利益实惠”为衡准，非常务实。
最终高岳拍板，毕竟他依旧是宰堂执政，且仍然是太子太师，“哪派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输入，就执行哪面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