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失败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李又玩弄了一个伎俩。长沙失利后一个月，李告诉彭德怀再试一次，并命令朱和毛也参加这次会战。红军人数已超过两万，是中国共产党迄时为止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毛带领队伍进攻了十二天，但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大炮和军舰……。
毛放弃了战斗，没有服从李的命令(带着彭和朱)。他用实际行动反对李，又回到了赣南。
李立三垮台了。两个月内，他失去了党内一切职务。和他的前任瞿秋白一样，他被召到莫斯科，挨训受责，继而进监狱。
进攻长沙的后果是导致开慧和毛的继妹被杀害。他的两个儿子被救了出来，但毛直到很多年后才见到他们。他家的土地被国民党查封，更甚的是，他们还掘毁了他父母的坟墓。
毛再也收不到地租了，这位“红乡绅”再也没有静修的好去处了。毛在井冈山和江西没收了许多地主的财产，现在他才知道被没收财产的滋味。
难以理解的是，毛颇欣赏他在韶山的名望。后来他向埃德加·斯诺谈及他在韶山的形象时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他指的是三十年代早期。这似乎有点儿自鸣得意。
毛接着说；“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当时种我家田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被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毛总是感觉到，那个靠得住的乡土世界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
李立三的主要批评者并不是那些受他迫害的人，而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一伙新人，他们揪住他不放。毛已看清了自己的前途，他又有事情于了，要与一伙新的对手——28个布尔什维克作斗争。
这“28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学习的一群左派中国留学生，他们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因为他们站在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上。他们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导师就是校长维克多·巴威尔·米夫。米夫同时还是斯大林远东政策的得力顾问，因此，他不久就从大学的校园来到了上海的小巷，成了三十年代初期的鲍罗廷。
28个布尔什维克除擅长理论外，对其他事情一窍不通。的确，他们都缺乏经验，其中的两位佼佼者——王明和博古，在1931年取代李立三掌管党中央时都只有24岁。
他们俩和毛除了都是中国人之外，很少有相同的地方，王明出身于地主家庭，性情温和。博古的父亲在清朝时曾当过县令。两人都曾是上海大学的学习尖子，又同时在十几岁时就离开中国去苏联学习(毛在十几岁时还没有离开过湖南)。
他们于1930年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出人意料的是，1931年初在上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他们俩竟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米夫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好象是欢迎王和博的回国，毛写了一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文章主题是论述“山沟的马克思主义”和在莫斯科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毛提出的口号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一时期，是毛自1926年以来日子最好过的一段时间。李立三已被清除，中央开始对农村工作有些好感，尽管当时的党中央远在上海的法租界内。毛在1930年9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以来的第一次)。
以毛为政治首领的江西根据地工作进展顺利，到1930年底，根据地的面积已扩展到一万九千平方英里，管辖人口三百万。几次攻打城市的惨败进一步提高了江西和其他红色农村根据地的声望。
李立三的“玩笑”变成了现实。许多党的高级官员来到了山里，党中央决定成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国的临时政府，这样就使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视具体化了。在李立三以后的政治氛围中，毛必然就成了中共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
与李立三进行了三年的斗争，现在，毛不得不应付这一斗争遗留下来的一个棘手问题。李立三在江西的追随者们不欢喜毛和他的思想，并密谋反叛。其中有些是渗透进来的ab团分子(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团”)。国民党搞ab团的目的就在于向中国共产党渗透。
毛得到警报后，迅速行动，在富田囚禁了几个反对他的领头人物。这一行动将反叛推向了高xdx潮，几千人赶到富田企图释放被关押的人。几千名武装战士参加了这次长达几个星期的战斗。这是共产党阵营内发生的第一次重大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