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进特-史沫特莱准备写一本关于朱德生平的传记，她有些天真地问毛泽东对她的这一想法有何见教。那是在1937年，恰好在年前毛泽东对斯诺谈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我问毛泽东，待在延安写朱德的传记和到前线去写战争，对我来说哪一个更重要些。”毛泽东回答:“这场战争比已经过去的历史更重要。”很遗憾她未能录下毛泽东说这话时的表情。
毛泽东的王者之气日显。他感到中国的历史重负落在了他的肩上一这是拖函台为不再自由放任的原因所在一自负感也变得更加强烈。
不可泛泛而论一位政治家身体的发福或工作中的放纵，而应看到这是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圣人已具自觉意识。毛泽东并没有变得喜好奢华，却仍然保留着无所畏惧的性格特点。
进而，祟拜在他周围升起，毛泽东的画像开始出现，公共场所可以看到他的题词手迹。两个超乎寻常的字眼与他联在一起:一个是1938年林彪(以及后来的其他人)所称的“天才”[10];另一个是1941年萧三(还有其他的人)所称的“我们的救星”
40年代中期拜访毛泽东时，不复有像斯诺和史沫特莱所熟知的那种不拘礼节。得到被毛泽东接见的传唤成为一种令人激动的事，卫兵拿着带有刺刀的枪站在他的门边，忙碌的工作人员让毛泽东与来访者保持很大的距离，毛泽东也不再到其他人的窑洞中去。
毛泽东的形象的树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战争带来的结果。在一切主要国家中，战争领袖多少都被神化。对毛泽东的崇拜并没有超过斯大林、丘吉尔或罗斯福。
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立的时候，提高毛泽东的形象合乎逻辑，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共产党也需要为全中国提供一位可以与蒋介石匹敌的人物。确实，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莫斯科对资本主义盟国的一种姿态)提升了毛泽东的地位。对莫斯科来说，再没有一个像王明那样的中国人如此小视毛泽东了。
在延安这座小城，毛泽东的举止行踪足能家喻户晓。很多人都认识他，老乡们常常看到“主席”走在灰尘飞扬的小巷里。这种环境中，个人崇拜不会走向极端以使其超出凡人的身份。这种崇拜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以致人们对之哭天抢地，即使他们对自己崇拜的神灵一无所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权威是职务上的，但他仍然是一位可以接触到的人。即使驱车外出，他也不避人耳目。他的“轿车”是一辆雪佛莱(chevrolet)，车上写着:“救护车:纽约华裔洗衣工人救国联合会捐赠”。他常常是坐在前排，看上去像是司机的助手。毛泽东不停地写文章，不断地发表演讲。在这种小地方，他的指示可以直接告诉执行者而不需要中间环节。政治局每周有例会。
在延安以前的岁月中，毛泽东有丰富的思想观点，但没有多少权力。进人50年代，他拥有了权力，但这个地球上最大国家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们只能听到这位导师的声音。而延安之所以令人激奋，是因为他在那里既教导着人们又统御着人们的行动。延安的岁月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黄金时代。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毛泽东文武双全。
他曾持枪跋涉于中国大地一年之久，这在中国的统治者中没有先例。他坐之于书房建构了自己的思想，几个大国的近代统治者中—戴高乐算是一个—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毛泽东的行为并没有沾染中国军阀所具有的封建习气，比如坐轿子，朝孔，华丽住宅，在床上拥着小老婆接见来访者—山东一位军阀就是这样。
同时与}8个布尔什维克、蒋介石、民主同盟(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左翼第三势力)的领导者相比，毛泽东则显得更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他喜用毛笔写字，潜心于中国历史经典作品。
“我在他的住处没有见到过西装或正式的长袍。;}}2〕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道。这位美国记者在1944年曾游历了中国西北。如斯言，毛泽东既不穿西装也不着长袍，他(和政府其他官员)穿的衣服与农民一样，宽大的裤子，对襟上衣。
标准的棉布服似乎反映了一种新型的身份关系:没有阶级之分，也没有代际之别。延安精神肯定不是洋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没有先例。
某种新的东西在黄土群山中萌发。
延安是属于毛泽东的岁月。已经存在的稳定的政权可以说是毛泽东的政体。萌发状态的“毛泽东主义”其各方面的特征都有所显露。
相比之下，在江西时期度过的凄迷的岁月里，毛泽东很少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也没有受到地位高于他的中共领导人的赏识。
毛泽东证明他不是一个军阀。对军阀来说，枪杆子就是事业，权力就是目的。一种社会视野引导着毛泽东要塑造出新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使他赢得那些长途跋涉来到黄土高原的人的赞颂—甚至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