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苏联以及苏联之外（1958—1964）
“什么是毒草?”当把话题引向“大跃进”时，毛泽东问来访的布尔加宁。这并未激起这位苏联人作出满意的回答。毛泽东接着讲起西红柿的历史:“一百年前，西红柿在欧洲被认为是毒草。’，[l]无物长在，一切皆变。耶稣、哥白尼一开始不是被当作毒草吗
如果布尔加宁没有被完全说服的话，毛泽东只是证实自己愈来愈相信苏联人对辩证法已失去兴趣。他们开始喜欢稳定的世界。而毛泽东则对世界的动荡感到欢欣鼓舞。
这是否是中苏伙伴关系在迅速走下坡路的原因?这也说明了两国长期不和的气氛。意见的分歧一开始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且无休无止，其中互不信任的气氛最为关键。毛泽东在1958年改变了方向—其原因可以追溯到非斯大林化之初—并且莫斯科很快就断定毛泽东狡猾而狂妄。
苏联人对“大跃进”感到惊讶是正常的。“大跃进”是毛泽东从以莫斯科为基地的正统思想中独立出来的宣言书。与布尔加宁谈论西红柿的历史只是一个小小的信号，说明毛泽东开始抵制苏联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传统。他要从那些“非辩证”的看法认为是毒草的东西中找出明天鲜红的西红柿来。
赫鲁晓夫意识到，这对苏联人的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将意味着什么。失去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纽带关系就像从盘子里掉出的中国豆腐。
“大跃进”进人高xdx潮时，赫鲁晓夫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次访问是简短的(三天时间)和务实的。此前毛泽东同自己的军事顾问密谈了好几个星期。最巫待解决的问题是台湾海峡出现的紧张342mao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普晓夫访问中国。在会谈中，毛泽东严词拒绝了苏方要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图为毛泽东在机场迎接赫香晓夫。
局势。透过这一问题背后，更主要的是商量如何对付美国，如果发生战事如何应对。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各由其国防部长陪同，就中苏的军事合作问题直接进行磋商。实际上，赫鲁晓夫的目的是想牵制毛泽东。
“军事合作”是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取决于你从哪一方面去看。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要在中国建一座无线电台，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系。”他平心静气地回忆说:“我们提出要在他们的领土内为我们的情报监听站提供一个基地。
毛泽东对他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他想与我们组建一支联合舰队，想控制沿海，封锁我们。
赫鲁晓夫正确无误地判断出毛泽东的头脑在发热，他担心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会导致苏联阵营内部大战，他要让苏联人握住决策权。
此时他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坚定的伙伴，他完全支持毛泽东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并对毛泽东要收回台湾给予军事援助。
对毛泽东来说，同赫鲁晓夫的隔阂加深了，中国的主权在受到轻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意愿不再为苏联所认同。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的“大跃进”是在开一个恶作剧玩笑，这位苏联领导说:“不可能一下跃进到共产主义。
尽管赫鲁晓夫早在1954年对中苏关系就有过令人不快的谈话，但是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早地看到了将要到来的分裂，毛泽东决然地向这一步靠近，他想要决裂。
在这次首脑会晤之前，毛泽东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如果赫鲁晓夫看过这个讲话，他就有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苏中关系问题。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不是谈对外政策—但苏联是它的主题。
“现在，有些教条主义者主张照抄苏联。”毛泽东抱怨说，“我想知道，苏联过去又照抄了谁呢?”
他奇怪的是，为什么总是中国照抄苏联而不是苏联照抄中国。他反对“对外国人的盲目崇拜”。他坦然宣称，中国为继续向前迈进已积累了比苏联更“丰富的经验”。
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同毛泽东打交道。他认为，他在同一位小伙伴一起经营一个响当当的联盟，这位小伙伴需要正确地加以遏制。在这次会谈之后，毛泽东告诉他的医生，他是在“用针扎(赫鲁晓夫的)驴子屁股”。
欢送赫鲁晓夫的宴会开过三周以后，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马祖岛。这震惊了世界。但在紫禁城看来，这只是小事一桩。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已有新的面貌，他要努力在中国国内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越发不断地用过去扛枪生活的调色板来涂抹当前政治斗争的颜色。他自我辩解地说道:“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中它们总是管用。
毛泽东在把中国农民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之中时向台湾海峡插了一刀。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这二者没有逻辑联系，但对这位视斗争为拯救之道的人来说是合情合理的。
“全民皆兵”成为“大跃进”的主题口号。毛泽东在1958年9月发出号召，“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各省造344mao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当然，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台湾海峡，但这不是这种军事动向的根源。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是他—而不是蒋介石—导致了金门、马祖危机。他若无其事地称他的行动“只是打了几炮”。他并不真正想打一场战争。他承认:“我并不指望引起这样的一场风暴。”’
但一场外部危机能给“大跃进”火上浇油。毛泽东在同一个场合说:“除了其不利方面，危机的局面使我们动员了很多力量—使落后阶层和中间派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1958年是年老的毛泽东把军事精神注人政治的第一次努力的一年。当然，这是一次倒退，退回到令人兴奋的年代。当然，这使很多计划者皱眉头，也使赫鲁晓夫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