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一位副市长写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剧本《海瑞罢官》。
该剧本说的是明朝的一个忠臣因直谏而被皇帝罢官的故事。
北京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个才能平平的运动员，在一次幻觉中竟吹嘘自己打破了奥林匹克跳远纪录。
这同一杆笔还写了一篇《专治健忘症》。作者勾画了一个健忘症患者—没有说出名字—他忘性极大，自己刚刚说过的话马上就忘了，因而变得喜怒无常。
所有这些伊索寓言一类的文章是在中国提出不同意见的典型方式，但这是够大胆的。
毛泽东在60年代早期讲话甚为简明，很少漫谈，似乎已意识到他已经不再长缨在手。他在组织自己的观点时，在形式和次序上几乎是任意的。
“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讲，”他总是这样开始。或者说，“我想讲六点……”他在讲话中罗列一些数据，似乎想证明他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做一名呆板的专家。
埃德加?斯诺曾于1960年访问北京，他问毛泽东对中国的长远规划是什么。“不晓得。”这就是毛泽东难尽如人意的回答。
“您太谨慎了。”斯诺表示不同意。
毛泽东坚持道:“这不是什么谨慎，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毛泽东几乎无法掩饰自己在“大跃进”时期的错误。1958年，他说中国将用巧年的时间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1962年他又改口说要用50年至100年的时间。
毛泽东的讲话中还有引人上钩的东西。他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说，“近几年，我们很多工作不是很糟吗?这使得与会的人不知道他是做自我批评还是另有所指。
他在1962年的另一次会议上说:“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写于湖南的《答友人》是一首感情充沛的怀旧诗。毛泽东在诗中提及了传说中的舜帝。这个贤明的统治者死后，他的两位妃子悲痛欲绝，止不住的泪水滴在竹子上，留下斑斑泪痕。直到今日，在湖南、江西一带的竹子上还隐约可见当年的泪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