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变得迟钝起来，遇事主观。他高声地对来访者评头品足:“都很年轻嘛!”“那么高啊!”“她准有七十多岁了!”
毛泽东没有耐心听来访者的恭维。1964年，一位桑给巴尔的来访者对毛泽东说:“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我就向往着与您的会面，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毛泽东盯着他，平静地问道:“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这位非洲客人变得更加客套起来:“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我写的东西不多。”
桑给巴尔客人坚持道:“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说了声“再见”，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毛泽东在写自己的书信时，末尾大都注有“凌晨四点”“凌晨六点”等字样，这说明他通宵达旦地伏案工作。和他的很多同事不同，毛泽东喜欢读书。就是当着来访者的面，他有时也会翻出一本诗集或一本字典，以用来说明或验证论点。
“解剖麻雀”，是毛泽东最乐于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的麻雀和外国的麻雀都是如此。”他觉得，研究细小事情有利于解决重大问题。
毛泽东很少谈及政策，而哲学与工作方法是他最愿涉及的主题。
毛泽东不太擅长或者说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在60年代他索性不讲了。和普通人交谈的日子已经过去，他越来越把自己陷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
在家中聚会时，他的话题更是经常涉及自身经历。他谈论自己的早年生活，谈论自己的家庭成员，这在中国领导人中不多见。他是要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榜样叫别人去效仿。
毛泽东告诫一位年轻的来访者，当兵半年就够了。他没有提及1911年他在长沙也只当了半年兵。他用最欣赏的哲学原则对自己作了尖锐的解剖:“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自己也可以一分为二。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然而)我又信神。
谈及他的婚姻时，毛泽东似乎确也一分为二。1962年，他长沙的妻子杨开慧的母亲去世了。他给杨家写了一封信，就像一个女婿履行应尽的职责一样。他写道:“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令人吃惊的是，他于再婚20多年后，竟然讲出下面一句话:“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当谈及遥远的未来时，有人发现他极富挑战性，有人只觉得离奇。他在1964年的一次会议上自言自语道:“一万年以后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一次科学会议上，毛泽东引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诗句作为结束语(姐娥不嫁谁留?)。
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次情况汇报会上说:“请问，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吗
或许有人会同意他接着提出的看法:“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有哪一个大国曾被一个制定政策脱离社会现实基础，沉迷于永恒事物，而且具有猴性精灵的人统治过呢
毛泽东蓦然找到了一种方法，它既能解释中国过去的倒退，又能解释从根本上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力量。历史能前进，也能倒退。在过去的岁月中，难道他没能有效地抵制新生资产阶级吗?事实上，早在1962年他就开始为这一惊人之论埋下伏笔。
多年来，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持一种微妙的，用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衡量是十分温和的观点。他坚持不能混淆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延安时，他就指责28个布尔什维克不应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
在50年代，他还不愿把持不同政见者列为“阶级敌人”。反对高岗在东北搞“独立王国”时，他也没有把高岗标为阶级敌人。到1957年10月前后，毛泽东还一度有过这样的观点: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进一步巩固，阶级斗争将逐步消亡。
一切都随彭德怀事件的发生而改变了。毛泽东修改了他关于阶级斗争的定义。他开始到处滥用“阶级”这个词，并开始相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居十中全会上讲话，重提阶级斗争。
‘划清阶级界限是为了清除坏分子。”这句话可能是1964年说的，毛泽东这时正处在偏离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关健时刻。清除坏分子这一政治使命使划清阶级界限成了附属物。，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尖锐了。
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使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中整个地成了另外一个人。’
不久，他就开始根据人的态度来划分阶级界限，“重要的是区分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本人的表现，重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