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欢性格开朗的陈毅，尽管他并不总是喜欢他的观点。当阴谋活动在北京似乎已习以为常的时候，失去一个常常直言相陈的人，对毛泽东触动很大。
然而，挤满军人的冷漠的大理石殡仪馆诉说着更多的故事。
毛泽东欠了军队指挥员们的账。向这位外交部长献颂词，同时他也抚平了军人的情绪。
1972年年中，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北京，她代表斯里兰卡儿童向中国儿童赠送了一头幼象，然后到中南海与毛泽东会晤。毛泽东提到了两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以表露心迹。
当对世界形势作广泛的交谈时，毛泽东对这位友好的斯里兰卡人突然谈起在他的政府内发生的迫害和暗杀。班达拉奈克夫人迷惑不解，也很尴尬。过了很久，甚至在她离开毛泽东的书房时，她可能还不知道毛泽东究竟要将哪一个“两面派”置于死地，并使之声名狼藉。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到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在同陈毅夫人张茜的谈话中，毛泽东充分肯定陈毅光辉的一生，并表示要请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个“两面派”就是林彪。当时，幸存的林彪的同情者们都召集到中南海，听候发落。毛泽东准备按他所熟悉的真理来造就这个世界。
那个“两面派死了……”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他‘企图谋害我’……他反对整党建党，反对向美国开放……”
五个月前，即使尼克松也不知道这位前任国防部长的任何真实情况。现在毛泽东却主动向一位女士透露林彪的消息，而这位女士只是来寻求经济援助而不是政治秘密。
两周后，毛泽东对法国外长舒曼讲了类似的关于林彪事件的权威性看法。毛泽东对他的法国客人最后说:“一杯苦酒，林彪就完了。这一评论，似乎并不表明林彪密谋反对被动的毛泽东，至多意味着1971年的大事年表会记载这件事而已。
“我们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者之间的利益。”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在农村实行温和政策的文件中写道。这份文件以编者身份谈到过去“人为的平均主义已经阻碍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意味着风在向右转。
在不同的时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
不过，虽然各派官员引用的许多语录条文是死的，毛泽东本人则仍然是活生生的。他绝不会退出思想是非之争，而只是暂时停下来。一些领导人可以任意抽出毛泽东思想的某一部分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只有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着一切人的命运。
1973年春，毛泽东正处在对外政策浪潮的顶峰。
继尼克松之行后，他在书房里逐个地接见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101他对他们晓之以理，彬彬有礼地询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给未被承认时的荒芜年代罩上一层面纱，给历史梳理出明朗的脉络，对过去孤立时受到的指责等一些琐碎事表示毫不在乎。会谈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和某某国家像一对老朋友，两国之间从容地交往就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
曾在抗日的潮流中崛起的毛泽东对待田中角荣首相犹如自己的弟弟。
周恩来把田中从休息室带到毛泽东的扶手椅边。这位主席向他们两位示以欢迎的微笑。“你们吵完了吗?”不等回答，他又宣称，“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我们进行一了友好的谈话。”田中壮着胆子说。他对有关中日战争给中国造成了“灾难”(中方的用语)或只是带来了“麻烦”(日方用语)的争论避而不谈。
会谈远不是什么诚挚的协商。毛泽东居高临下，以哲学家的姿态出现。当他挥手让这两位总理就座时，说道:“不打不成交嘛!”
毛泽东建议这位并不引人注目的日本人喝点茅台酒。田中答道:“听说茅台是65度，不过我很喜欢。”
“不是65度，是70度。”这位中国领导人纠正道，“谁给了你这么个错误的信息!”
毛泽东的下一句话使话题远离了茅台酒而不着边际:“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古董很多，让旧的东西捆住手脚不好。”
这使毛泽东转而独自地谈起了自己的父亲，避而不谈日本政治。
他说:“小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造他的反。儒家的《四书》、((五经》上说父慈子孝，我问父亲为什么对我不好。不扯远了，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
当田中谈到日本竞选的艰苦时，毛泽东不解地摇摇头，喃喃地说:“到街上去作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卜??…”这位老战士把他的智慧之手置于这位年轻政治家的肩头。“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他说，半个世纪前他在长沙就经常这样做，“请多多保重”。
“你们的议会制度是怎么回事?”他问田中，这位首相小声道:“它也有它的问题。”毛泽东以恢弘的口气总结道:‘旧本一定存在许多问题，是吧?”
毛泽东的思绪好像返回到几个世纪以前，而越过了可怕的中日战争。他把日俄战争后日本确立在亚洲的领先地位、赢得他国学习者羡慕的时期当作一段过去的插曲，似乎中国是先生、日本是学生的历史时代又会重新开始。
“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田中回到东京时对他的一些政界朋友说，“他的举止就像陪在某个著名国会议员身边的一个笨手笨脚的秘书。
这番评论很有意思。这甚至使人觉得，田中的这番话不像是在描述周恩来，而是在活灵活现地描述他自己在毛泽东的尊驾前的表现。
在联合国，毛泽东的政府只是个新来的小伙子，还远不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在这个组织中“制造混乱”。在纽约的中国代表完全是按惯例循规蹈矩地对待公文、辞令和外交礼节。
与此同时，中国在特图湾成了代表第三世界说话的最有影响的声音，它就海洋法、债务、贸易结构等问题及一些国家“有”而一些国家“没有”的其他问题所发生的对立而发言。
《人民日报》大肆宣传中国在安理会(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其他世界组织中的言论和行动。
然而，毛泽东似乎对联合国感到厌倦。在所有关于对外政策的谈话中，他很少谈到有关联合国的话题。他把这一话题留给了庞大的北京政府中旧势力的国际主义派，而这一派是外交部中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