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身后境遇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年里，中国国内依然视之为神。尽管这个国家时他怀着复杂的情感，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谈到毛泽东时，其口吻还是俨然在说一个神抵。事实上，即便到了共产党实际上的新领袖邓小平准备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再评价的时候，也是为了适应他自己领导的政治需要。那时很少有人会直接说出“毛泽东”这三个字。
随着时间静静地流逝，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开始少了起来，人们愈来愈不重视他了。1978年《人民日报》不做任何解释就不再用黑体字来印刷报纸中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同一年在上海，当我在复旦大学门口拿起相机准备给毛泽东的白色石膏塑像拍照时，一些学生领袖制止了我。其中的一个对我说:“别照了，下星期我们就要把它推倒了。”一位北京的外籍居民从中国朋友们那里得到了1500枚毛主席像章，这些中国人认为:“留着它们不大好，扔掉在政治上又不明智。”
共产党内部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日渐具有明显的负面色彩。
1979年的一个内部指示提及毛泽东的小红书时说:“《毛主席语录》是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危害很大、流毒甚广。”此后的一个内部文件则为如何处理风行天下的毛泽东像感到颇费踌躇。“毛主席像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北京的领导层似乎为如何公开地对待毛泽东这个问题而迷惑。我于1980年在本书的第一版里写道:“中国必须，而且我认为将会巧妙地处理毛泽东的遗产。中国不再需要毛泽东这个人，可是却需要他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这就是邓小平时代最初开始处理毛泽东后记505问题时的真实境况。
1980年夏天，我作为西方学者“毛泽东研究代表团”的一员随团访问中国。我注意到那些对毛泽东知之甚多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们对此讳莫如深。在我们代表团和中国专家进行对话的研讨会上，中国的专家们通常会对美国学者提出的问题报之以苦笑而不是回答。他们会搪塞说:“这方面我们还没有研究。”如果有人以苏联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和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间对待斯大林的态度那样来对毛泽东作出任何评价，都会令中国的专家们惴惴不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一次招待宴会上，社会理论家于光远提到了社科院正在编幕一套百科全书，不久即将问世。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便询问出版的时间表，于光远笑着说:“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m’字母开头的那一卷目前还不能出版，直到某些事情发生。”
我在本书第一版的结语里对毛泽东这样写道:“现在广为周知的是，他那些同样为中国革命做了很多事情的同燎们的很多荣誉都被加在他的头上。他在对人民的判断上是专断的。他以政策上的迂回浪费中国大众的热情。在20世纪70年代他脱离了大众的看法而过多地依赖他的亲戚和善于迎合的官员。”当我写下这些话时，这些错误中还没有一个被正式地承认。代之的是，“四人帮”很快受审并因为这些政治错误被判有罪。闪
诚如于光远所言，到1981年6月时“某些事情发生了”，共产党开始重新评价毛泽东。他不再被当成一个神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进行的肯定和批评恰巧和西方汉学界的普遍观点相吻合:毛泽东的最伟大的业绩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作出的;他领导抗日战争和与蒋介石斗争的本领远在他领导经济建设的本领之上;在晚年他抓住历史机遇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他的个人主观和乌托邦主义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经过提前的通盘考虑，邓小平宣称:“文化大革命”不像此前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在1969年的“九大”结束的而是以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告终的!通过这个技巧有效地把“文化大革命’‘重新定义为“毛泽东的晚年时期”。借此他为自己和毛泽东的政策分野奠定了基拙。
毛泽东主义并没有完全被邓小平主义所取代—并不明显地存在一种名为邓小平主义的哲学—但大部分毛泽东曾经支持的都被取消了。思想观念淡化，专家意见和技术被重新重视，经济活动自身的正当性得到肯定，西方的产品和观念受到欢迎(一直是为了建设中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