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马克认为毛泽东的声望会提高，这一展望是有说服力的:邓小平时代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拨乱反正，而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们就不会感到需要标榜与毛泽东的不同。只要有人在政治上需要毛泽东，就不可能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也不可能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作家巴金在这一点上的寻求是徒劳，虽然任何一个自尊的现代国家都会觉得这是最基本的。
毛泽东的思想观念的参照时象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由来已久的争论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想观念有多少来自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有多少来自中国传统的争论范围，将会由于毛泽东越来越多的“成就”被证明是暂时的和可逆的而出现新的形式。长期以来考察毛泽东的框架是他创造了共产主义中国。因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被视为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于是争辩进一步上升到他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他和苏联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有多大的不同。’（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
毛泽东回到了19世纪的改革者康有为提出的“大同”思想，希望他自己那遍地开花的社会主义会结出“大同”的种子，这是不能实现的。同样可以设想一个未来的中国领袖会因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是非中国的而付之进行排斥，并且把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和来自中国悠久过去的社会公正思想组合在一起。
沃马克正确地指出把毛泽东一分为二，一半是“成功的革命者”一半是“损失惨重的左派”是有问题的。有人会说毛泽东对中国的许多贡献是与马克思主义潮流及其主要时代堡垒苏联杭争:关注农民、借助于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框架、转向西方。
在对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分析时，沃马克提出了一个具有震撼效果的二元论:一方面决议是时毛泽东苛刻的分析，但是另一方面决议也“暗示了如果进行一次更为深刻的分析的话，对毛泽东作为一个个人就不会那么苛刻，虽然至少毛泽东个人和左倾路线要均分其咎。在理论上，毛泽东作为中国统一者的声望有一天会和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分开来。毛泽东将被看作是一位造反者、一位绿林大学的毕业生，一位像他之前的孙中山那样来到北方推翻政府的反叛者。一个世界化中国的后共产主义的新领袖会指出毛泽东自“五四”时期第一次待在北京起就不喜欢北京，1949年掌权以后他会尽可能多地离开这个“北方的首都”。有人会说他的天性就适合做一个在南方造反的农民，而不适合做一个北方的马克思主义官燎。
当然，概莫能外的是，对于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所有重写都会有歪曲的倾向。毛泽东自己早就预见了这一过程:“我的话肯定会被给出不同的解释。这是不可避免的。看看儒家思想、佛教、基督教—所有这些思想的伟大学校都被分解成一个个派系，每一个都对最初的真理有不同的解释。没有不同的解释，就不会有成长或变化_停滞会出现.原始的经典会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