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军南下后，来势凶猛。当年十二月十三日，攻占东都洛阳，全国局势急剧恶化。玄宗于十二月辛丑颁布亲征制书，制令太子留守京师，担当监国重任。此事引起了杨国忠的极大惊恐。据载：“玄宗闻河朔变起，欲以皇太子监国，自欲亲征。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归谓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诉于贵妃。贵妃衔上请命，其事乃止”。杨国忠担心太子监国成为事实会使太子地位得以巩固危及杨氏一门，故力阻玄宗亲征。结果，因其从中作梗，太子大有希望的监国之任成为泡影。这一亲征风波当然反映出双方斗争较量的内容，太子并未因此善罢甘休。暗中的较量仍在紧张、激烈地进行。
高仙芝、封常清兵败被诛后，原河、陇节度使哥舒翰被委以东征军副元帅之职出镇潼关。这时，“素有雅称，风格秀整”、挂名征讨元帅的荣王李琬“忽然殂谢”，看来，荣王之死确有跷蹊，时人都若有所失。而后哥舒翰的身份却成了“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这似乎是说，玄宗亲征未果，却要令“皇太子统兵东讨”了，只是太子乃“君之嗣嫡，不可帅师”，故以哥舒翰为先锋兵马元帅。特讨兵马冠以皇太子兵马的名义，说明太子已在名义上控制了这支镇守潼关的大军，这也许反映出，太子李亨因征讨叛乱拥有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后来的事实的确也可证明此点。正因如此，两大集团之间的较量转而又围绕着潼关战事展开了。
潼关守军中，以王思礼为首的一股势力企图通过哥舒翰回兵诛杀杨国忠：“思礼白翰谋杀安思顺父（？及）元贞，于纸隔上密语翰，请抗表诛杨国忠，翰不应，复请以三十骑劫之，横驮来潼关杀之”这一动向，引起了宰相杨国忠的警觉不安。杨国忠遂奏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禁苑训练，令剑南军将李福德、刘光庭等负责，另新募兵万人以亲信杜乾运统领，驻于霸上，“名为御贼，实备翰也。”不难理解，杨国忠所防备者，乃已为太子先锋兵马的潼关守军；更何况，王思礼、哥舒翰都是当年与太子李亨关系密切的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部下。我认为，军中诛杨之动向与杨国忠的防范，其实正反映出两大集团之间斗争较量的内容。
由于太子李亨已可控制征讨大军，哥舒翰上表情杜乾运所统新募兵属潼关和要求得以实现。天宝十五年六月初，杜乾运被哥舒翰借口于军中处死，杨国忠之防备力量不复存在，这又引起他极大的恐惧，他曾对儿子杨暄说：“吾死无日矣。”耐人寻味的是“翰自是心不自安。”看来，杀杜乾运一事，有极深的政治背景，太子李亨大概正凭其把持的征讨大军开始向杨国忠反击了。据记载：在长官沦陷前，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也“欲于城中诛杨国忠”，只因时机不成熟，没有付诸行动。但此一信息不可漠视，这也许正表明双方斗争已趋于白热化。
面对这一威胁，杨国忠未曾坐待。为解除威胁。亟需解除太子李亨的潼关守军的控制权。这样，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安禄山决战。所以，杨国忠极力鼓吹要哥舒朝山关决战。史称：“国忠以翰持兵未决，虑反图己，欲其速战，自中督促之。”这一动议恰合玄宗心意。再者，安史乱起，唐朝廷对事变缺乏应有重视，甚至以为朔胡犯阙，是自取败亡，必计日可定。玄宗遂不顾前方将领力主坚守的意见，数派使者敦促大军出关作战。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前线形势，致使哥舒翰出关后惨败，长安门户洞开。
随之是玄宗携少数皇室成员及部分大臣秘密出逃剑南。杨国忠与李亨之间的较量仍在暗中紧张地进行着。临行前，玄宗曾令陈玄礼选闲厩良马九百匹及禁军战士厚赐钱帛，还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谕沿途，以例接驾。所以，说玄宗处逃毫无准备并不属实。但因王洛卿及沿途地方官员的逃亡，给数千人逃亡队伍的饮食供应造成了许多麻烦。史称“官员骇散，无复储供”，故此，也不必完全怀疑玄宗一行到达咸阳后发生饮食困难并出现士兵饥疲的情况。我想，这正给暗中操纵、策划兵变者提供了绝好时机。事变在到达马嵬驿时发生而不是别的地方，与逃亡中的这一实际情况当不无关系。
密谋策划事变的情况，据《通鉴》卷218肃宗于德元年六月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