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开听证会
我历来将我的姑母珍花当做亲生母亲奉养，她的晚年有我这个大器晚成的养子陪伴左右，尚且过得去。
尽管朱珍花唯一的丈夫去世了，每当她在我身上看到大先生的影子，不管是长得有一点像的侧脸，还是从他身上学习到的乐善好施的品质，这都足以慰藉她了。
我成年工作以后，为姑母珍花买了一臺电视机，让她放着电视不至于感到无聊，从电视裏传出来各种声音也显得平时的家裏有人气，再是镇上其他邻居会过来一起看电视跟她说说话，家裏时常变得热热闹闹的。
有一阵子，朱珍花在报纸和电视新闻上突然看见关于“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报道，她激动澎湃，面露覆杂的神色，整个人既惊又喜，既怕又气，她还感到难过而压抑的是，这些愚蠢的新闻媒体竟然还将她们直接称作慰安妇，继续延用那个迫害她们一生的恶心称呼。
不过，当她看到那些纷纷出现的受害女性勇敢发声的举动，这个将那段黑暗的过往隐瞒了好几十年的女人，重新燃起了强烈的新希望，她决定为中国和女性争取该有的公道，决定暴露她压在心底最深处的秘密，而前去日本东京参加国际听证会。
倘若公开这件她克制而辛苦埋藏了多年的事情，那意味着亲朋好友、街坊邻裏、全世界都将会知道她最痛苦不堪的过去。她需要鼓足很大的勇气，彻底做好这个决定。
因此在参加听证会之前，她先到已故丈夫严元香和未婚夫刘宪平的坟墓前诉说了自己的理想行动，这给她带来无穷无尽的强大力量，她知道，他们都会支持她的，这两个从未嫌弃过她的男人，一位是高风亮节奉献一生的大先生，一位是大公无私苦了一辈子的烈士，他们当初铿锵有力告诉她的那些话，给予了她稳定的主心骨。被伤害后骯臟的从来就不是受害者，而是那些加害者本身骯臟，他们的骯臟是无法沾染着留在她们身心上的，无辜的她们一直是纯洁干凈的，只是精神和肉/体上实际造成的痛苦阴影或大或小影响着她们。
一九九二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二战受害女性国际公开听证会，我亲自护送姑母珍花前去了几次，还有珍花的父母和哥哥们陪同，以及柳波芙阿姨听说了这件事，她从俄罗斯前往中国，再陪同珍花一道去了日本东京。
到了那裏，我们看见还有从其他国家前来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一起控告日军的罪行，这裏面有从韩国、朝鲜、菲律宾等地方过来的二战女性受害者。
各国的女性受害者们一致声讨日军是如何残暴地侵害妇女，每位原告当庭艰难地启口说出那段天昏地暗的血泪史，将过去亲身经历的“慰安妇”事件细细道来，这是她们拼了一把老命为自己的祖国、女性权益和人权所坚持做出的最大抗争。既然别人有意无意地践踏她们，日本政府更从不重视此事，她们必须学会站起来为自己争取合法的权益，无比期望在去世前迎来正义的审判。
一九九二年，朱珍花在东京国际法庭现身为自己讨公道，她出庭作证时用的是自己千难万苦慢慢找回来的原名——张喜珍。
张喜珍出庭作证的勇气都是已逝的爱人和身边仍在的亲朋好友逐渐鼓励出来的，她不羞怯，不再退缩，这是她理直气壮应当控诉的。
她在国际公开听证会上，堂堂正正地一件件解下衣服，这位女士眼神哀伤而又坚定地露出身上密密麻麻的伤痕，她愤怒隐忍地指出日军过去对女性的种种暴行，压抑地讲述他们如何轮流侮辱女性，如何虐待殴打她们，使她们很多人落得满身伤痛并且这辈子无法再生育，而更多的受害女性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无法活下来站在今天。
她激动哭泣着控诉日军的恶行，一度头晕眼花，几乎快站不稳了。但她强撑着年迈矮小的骨瘦形销的身体，尽量站在上面讲出那些重点经历，最后悉力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公开赔礼道歉并进行该有的赔偿!
她缓慢而郑重地穿上衣服后，振聋发聩地说道：“日本政府必须为此向我们赔礼道歉，必须承认自己的罪行!一个国家得正视历史的过错，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与成长，吸取教训不再覆车继轨，最后得以服众。”
我的姑母珍花把我当初作文裏的话拿来用上了，她当众表扬我，并告诉大家，最后那句话是她当年十三岁的侄子都明白的道理。
可是我当初写下那篇关于父亲的作文，语文老师给我颁了奖，却遭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学校领导认为这样的作文不应该出现在学校，不能出现在更上层领导的视野裏，最后我的奖被收回去了。但是我元香叔和姑母珍花都重新在家裏为我颁发了一个作文奖，肯定了我。
我平时将主席的某些名言倒背如流：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的一点议论，就去追查，就去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