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鹦鹉螺号”的上方、下方，都是无法穿透的冰墙。我们成了大浮冰的囚徒了!加拿大人用他粗大的拳头捶打着桌子，康塞尔一声不吭。我盯着尼摩船长，他脸上又恢复了平常的冷漠神情。他交叉双臂，思索着。“鹦鹉螺号”再也动弹不了了。
终于，船长发话了。
“先生们，”他语气平静地说，“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有两条死路。”
这个不可理喻的人物好像是一个在给学生做论证的数学老师。
“第一，”他接着说，“是被压死。第二，是窒息而死。我还没说到有饿死的可能性，因为‘鹦鹉螺号’船上的食物储备肯定坚持得比我们还久。那让我们考虑一下被压死和窒息而死的可能性吧。”
“对于窒息，船长，”我回答，“是不足为患的，因为我们的储气罐储备是满的。”
“说得对，”尼摩船长说，“可它只能提供两天的空气。而且我们目前已经潜入水中36小时了，‘鹦鹉螺号’船上的混浊空气已经需要更换了。在48小时以后，我们的储气就会耗光。”
“那好!船长，我们一定要在48小时前脱身。”
“我们至少会试一试凿穿包围着我们的冰墙的。”
“凿哪一边?”我问。
“探测器会告诉我们的。我将让‘鹦鹉螺号’停在下面的冰层上，我的人穿上潜水服，就可以打穿冰山上最薄的冰壁。”
“我们可以打开客厅的嵌板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再也不走了。”
尼摩船长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一阵笛声传来，我知道储水器正在充水。“鹦鹉螺号”慢慢地往下沉，最后在350米深度的一块冰面上停下来，这是下层冰层沉在水中的深度。
“我的朋友们，”我说，“情况严峻，但我相信你们的勇气和你们的能力。”
“先生，”加拿大人回答我说，“在这种时候，我是不会指责为难您，使您烦的。我时刻准备着为大家的脱险贡献一切。”
“好，尼德，”我握着加拿大人的手说。
“我补充一句，”他接着说，“我拿铁镐就像拿鱼叉一样得心应手，如果我对船长有用的话，他可以吩咐我干活。”
“他是不会拒绝您的帮助的。请这边来，尼德。”
我领着加拿大人来到“鹦鹉螺号”船员正在穿潜水服的房间里。我向船长转达了尼德的提议，船长马上就接受了。于是加拿大人穿上海底工作服，一会儿就和他的工友一样准备妥当了。他们每个人背上背着一个充满着大量纯净空气的卢卡罗尔空气箱。“鹦鹉螺号”船上的储气罐已经抽出了不少空气，但这是必要的。至于兰可夫灯，在这片灯光通明的水中是无一用处的。
当尼德穿备完毕后，我就回到客厅里。玻璃窗打开着，我站在康塞尔旁边，观察着支撑着“鹦鹉螺号”船只的四周的冰层。
几分钟后，我们看到了大约有十二个船组人员走到了冰层上，其中有尼德·兰，他身材高大，容易辨认出来。尼摩船长也跟他们在一起。
在凿墙之前，为了保证工作方向的正确性，尼摩船长让人做了一些探测。船员把长长的探测针钉进每侧的冰壁中，但钉到15米处，探测针还是受到厚厚的冰墙的阻挡。开凿上面的天花板是没用的，因为大浮冰本身的高度就超过400米。于是尼摩船长探测了脚下的冰层。结果是在那里，有10米的冰层把我们和水隔开了。这片冰地的厚度就是这样。从这以后，我们就要凿开一块与“鹦鹉螺号”从浮标线处算的面积一样大的冰块。也就是要挖出约6500立方米的冰，才能凿开一个我们能由此下沉到冰田下面的水中的大洞。
工作立即开始，并以一种不知疲倦的乐观精神进行着。但我们不能在“鹦鹉螺号”的周围挖掘，这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困难，于是尼摩船长让人在距船左舷后部8米处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他的人就同时在这个圆圈里的几个点上挖掘。一会儿，铁镐就开始猛烈地敲击着这块坚硬的物质，一些大碎冰从大冰块上被挖了出来。由于特殊的重力作用，这些比水轻的冰块，浮到了隧道的顶部去。于是下方的厚度在变薄，而上方的厚度不断加厚。这无关要紧，只要下面的冰壁随着上面的冰壁变厚而减薄同样的厚度就行，经过了两个小时的奋战，尼德·兰精疲力尽地回来。他的同伴由新的工作人员换下来，我和康塞尔也加入了新的工作人员行列。这回是“鹦鹉螺号”的大副指挥我们。
我觉得海水出奇地冷，但我挥舞起铁锹，一会儿就暖和了。尽管是在30个大气压下干活，我的行动却很自如。
干了两个小时的活后，当我进去吃点儿东西和休息一下时，我感觉到卢卡罗尔空气箱提供的空气与“鹦鹉螺号”中空气有明显的不同：“鹦鹉螺号”船上的空气中已经充满了二氧化碳。船上已有48个小时没有更新空气，空气中的氧气明显地很稀薄。然而，在12小时里，我们只从画出的范围内挖掉了一层厚1米的冰块，大约是600平方米。如果按每12小时完成同样的工作量算，那要彻底完成这项工作还需五夜四天的时间。
“五夜四天!”我对我的同伴们说，“而我们只有两天的空气储备。”
“且不提一旦逃出这个该死的监狱后，我们还可能被囚禁在大浮冰下，还可能和上面的空气接触呢!”尼德说。
他考虑得对极了。那谁能预测出我们脱身需要的最少时间呢？在“鹦鹉螺号”船只能够重新浮出水面之前，我们难道不会因缺氧而窒息死亡吗?难道和这冰墓中所有的一切一起葬身在这冰墓中是命中注定的吗?情形显得很可怕。但每个人都正视它，而且所有人都决定尽自己的义务，坚持到最终。
根据我的预测，在夜间，又有一层1米厚的冰层从这个大洞穴中被挖掉。但早晨，当我穿上潜水服走到温度为零下6至7度的海水中时，我发现两侧的冰墙正在逐渐合拢。由于里面的海水与外面的海水隔离，人的工作和工具的作用不能使它恒温，所以出现了冻结的趋势。面对着这个迫在眉睫的新危险，我们获救的机会还有多少呢?而且怎样阻止中间的海水冻结呢?这会使“鹦鹉螺号”船只的壁板像玻璃杯一样爆裂的。
我丝毫不敢跟我的两个同伴提起这个新危险。这除了会打击他们为了自救而作的艰苦工作的积极性外，还会有什么用呢?但我一回到船上，就向尼摩船长汇报了这个严重复杂的情况。
“我知道了，”他用他那种即使在最可怕的情况下都不会改变的镇定口气对我说，“这又多了一个危险，可我想不出任何办法来逃避它。唯一的获救机会，就是我们的工作必须干得比海水冻结快。关键是谁抢在前面。就是这样。”
谁抢在前面!最终，我还得接受这种说法!
这一天的好几个小时里，我鼓足干劲地挥动着铁镐。工作一直支持着我。再说，干活，就是离开“鹦鹉螺号”，就是能直接呼吸从储气罐里抽出来储在空气箱里的纯净空气，就是离开“鹦鹉螺号”船上的稀薄混浊的空气。
到了傍晚，冰坑又被挖出了一米。当我回到船上时，我差一点被空气中饱含的二氧化碳窒息而死。啊!为什么我们没能找到一些化学方法把这种有毒的气体清除掉呢!氧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缺乏的。所有的水中都含有大量的氧，我们可以用强力电池把氧气电解出来，水说不定能为我们恢复生机。我美美地想着这个，但有什么用呢?我们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已经充满了船里的所有角落。要把二氧化碳吸收掉，就得把苛性钾盛在接收器中不断摇动。可是，船上没有这种物质，而且也没有其他替代物。
那天晚上，尼摩船长不得不打开储气罐的闸门，在“鹦鹉螺号”船内放出几股清新的空气。如果没有这种预防措施，我们就都会醒不来的。
第二天，3月26日，我又继续干我的挖矿活，挖掘第五米的冰层。两侧的冰壁和大浮冰的下部明显地增厚了。显然，在“鹦鹉螺号”脱身之前，它们会合拢到一起的。失望一下子攫住了我，铁镐差点从我的手中飞出。如果我就要被这些凝结得像石头一般坚硬的海水挤压得窒息而死——这是一种连凶残的野蛮人还没发明的肉刑，那挖下去还有什么用呢?我仿佛掉进了一只怪兽那正无法抗拒地合拢上的大嘴中。
尼摩船长指挥着工作，他本人也加入在干活的行列中。这时，他从我身边走过。我用手碰碰他，给他指了指我们的监狱的两侧墙壁，船右舷的冰墙至少向“鹦鹉螺号”的船壳靠近了4米。
船长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向我打了一个跟他走的手势。我们回到了船上。我脱下了潜水服，跟着他走进了客厅。
“阿龙纳斯先生，”他对我说，“应该表现出一些英雄气概，否则我们就会被封冻在这冻结的海水中，就像被封在水泥中一样。”
“是的!”我说，“可该怎么做呢?”
“啊!”他喊道，“如果我的‘鹦鹉螺号’能顶住这种压力，不被挤碎，那会怎么样呢?”
“什么?”我没听明白船长的意思。
“您不明白，”他回答说，“水的凝固作用会帮我们的忙的!您没发现，由于水的固化，它会把囚禁着我们的冰田绷裂，就像它凝固时会把最硬的石头绷裂一样!难道您没意识到它是拯救的力量，而不是毁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