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四本来是向着修盖厕所的桌子走，听到东城挖排水沟，便又停下了脚步，改变了方向。
并不是哪个活儿更加轻松，而是东城离家近，更加的方便。
劳力们已经习惯了规矩，排着队走到桌前。
官员负责登记，衙役则负责挑选，看着比较精壮，不是病恹恹的样子，便算合格，发放号牌。
每天收工，拿着号牌领薪酬。如果一天干不完，号牌不收回，第二天到工地再报到即可。
“都好好干，别偷懒。”衙役大声警告着，“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活儿，你们可要珍惜机会。”
这些衙役多是何春义和杨起隆发展组织的义军，已经分散安置到京城周边的官府，还有部分人参了军，部分人回乡领地耕种。
孙老四接过号牌，点头哈腰地陪着笑，心中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当时的米价定为每斤二十五文，差不多等于每斗两百五十文，相比于南方，高了约一倍左右。
但要和满清败逃前石米五两银子的昂贵价格相比，却又低了一半。
定价也是一门学问，朝廷将价格定在这个标准，使得国家和粮商都有赚钱的利润空间，也与北方的供求情况联系起来。
国家赚了钱，能够采购更多的粮食；粮商有钱赚，贩粮的积极性也能够保证。
等到北方农业逐渐恢复，市面上粮食数量逐渐增加，粮价也会慢慢降下来。用黄立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而对北方百姓来说，粮价的大幅降低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大明的好处，谁也得承认。
以工代赈，每个劳力中午管顿干饭，一天还有四五斤粮食收入，家里就算人口多，喝粥也不会饿死。
这样算下来，官府给的工钱简单就是剥削。
但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对于处于饥饿线上的北方百姓来说，却是大大的惠政，只能是感恩戴德。
孙老四把号牌系在腰上，领了工具，等人招齐，便在几个衙役的率领下，赶往东城。
“招做饭的妇女，管一顿干饭，一天三十文工钱。”又有衙役在喊了起来。
“招打扫卫生的妇女，管饭，每天三十文，一个月休息两天。”
“招缝补做衣的妇女……”
招工的范围和规模再次扩大，女官吏也出现在众人面前，引来了百姓们的注目。
“嘿嘿，家里的婆娘也不知道能不能来？”一个男人远远地望着，却不得不跟上队伍的脚步。
消息是早就放出去的，这两天已经进行了招工，规模逐渐扩大。
“要是宁肯饿死，也不出来干活儿做工，那可真是没人可怜。”有人在队伍中插话，说道：“俺家的婆娘前天就去洗衣做饭，已经挣了六十文钱。”
有人赞同，似乎挺骄傲，因为家中的孩子都吃上了干饭，精神头儿可足啦！
家里妇女没出来的，都默不作声，甚至产生了羞愧之色。
官府给了机会，为了面子不肯来，饿肚子又怨得了谁？就是饿死，也活该。
刚开始搭棚施粥是谁都能去喝上两碗，现在可是加了限制。只有老人孩子，以及看起来病弱的人们才有资格。
孙老四跟着队伍，心里还盘算着，婆娘去做饭，不仅能混个肚饱，还能贴补家用。家里的半大小子和小丫头也不会老吵着饿，令人心烦意乱了。
“嗯，多买点土豆，比米便宜三四成呢！既能当饭，也能当菜。”
孙老四正琢磨着，突然被喧嚣声打乱了思绪。
一队士兵押解着二十多人从街道上走过，看方向是要出城。
“又抓了一批地痞无赖，要全送到辽东种地改造呢！”有人幸灾乐祸，语气中的快意掩饰不住。
孙老四盯着那些地痞无赖，也咧嘴笑了起来。
咦，里面还有一个认识的，曾经讹过自己银子的镇西街。坏东西，活该！孙老四想上去啐两口，终是忍住了，可嘴咧得更大。
作为帝都，本来应该意味着庄严肃穆，意味着昌盛繁华，就象后世首都。
但在古代，北京城的卫生状况却是令人惊讶的脏乱差。特别是有南贱北贫的两个城区。
《燕京杂记》对于京城的描述：“天晴时则沙深埋足，尘细扑面，阴雨则污泥满道，臭气蒸天”。
当时，不同于南京等南方城市，大多以青石板铺路。北方城市，包括北京，却还是以原始土路为主。
北方多是刮风扬尘的天气，日积月累，地面的尘土便结上厚厚的一层。一旦下起雨来，路面泥泞不堪，有如沼泽。
而且，古代皇帝每次出行，老百姓都要“黄土垫道，净水泼街”。
就这样一层铺一层，路中间的车道逐渐积累起厚厚的黄土，以至大街中间道路被生生垒高。
现在还不算严重，等到了晚清，大街中央已经堆积了约半米黄土，人与车轮常常淹没其中。
而且，明清两朝并没有象后世类似环卫的公共管理机构。
所以，“北京缺乏厕屋，故居民以街巷为方便之所，城市里揽衣方便者触目皆是”。
还是《燕京杂记》，对此描述道：“京请街道除正阳门外绝不砌石，故天晴时则沙深埋足，阴雨则污泥满道，臭气蒸天。”
“当道中人率便溺，妇女辈复倾溺器于当衢，加之牛溲马勃，有增无减，以故重污叠秽，触处皆闻。”
这种陋习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百姓家中没有卫生设施，生活垃圾和脏物都扔到大街上，混进了泥土里。
另一方面则源于封建想法，认为便溺还可带来祥瑞。当时大栅栏的同仁堂门前成为众人便溺之地，只因其认为这是兴旺祥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