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熙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早朝。
首辅李沆出班道：
“启禀陛下，臣有二事要奏。
一件事，陛下起居注之前由内务府天机处主笔，如今几十年下来已有三十余册、百万余字，亟须有文采斐然之士，起始整理润色。
臣举荐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谔掌起居舍人事，以修左右史之职，其记录为《起居注》，每月送史馆，以备修国史之用。”
柴宗训自登极始，日常言行皆有专职的内务府太监记录，大约是每年一册、数万字。
柴宗训自显德六年七岁时登皇位，至今年开熙三十二年，已上四十岁春秋。
以历代皇帝而论，因操劳社稷之事、女色众多，四、五十岁已成皇帝的“高危年龄段”，是以李沆提议由史官起始整理完善皇帝起居注。
中华可说是世界上最重修史的国家，商朝时已有信史和专业的史官。
西周末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开始有意识地记录历史，形成如实记录君主言行的制度。
西汉时，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两人先后担任太史令，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理想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问世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时，班固为总结西汉的历史，效仿《史记》的体例，撰写了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纪传体断代史这一修史体例，便于总结一代兴亡，特别适合政权屡屡更迭的中国古代，后世的官修史书基本都仿照了这一体例。
自汉代后，就形成了为前朝修史的惯例。
而起居注是历朝代记录帝王言行的最重要的依据。
从汉以后，几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但流传下来的很少。主要因其一般不外传，仅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
负责修起居注的官员，在皇帝公开的各种活动中均随侍在旁，因此起居注记录的内容甚为广泛。
包括除了皇帝宫中私生活外的种种言行，其编撰方式，可以分别说明如下：
首先是关于礼仪方面的记事或是行踪，例如祭天、向皇太后问安等等。
再写皇帝的圣旨。次写中央各部重要的奏折、题本。
后写地方大官的奏折。同类的事情中，则以事务轻重为顺序加以记载。
历代史官皆以秉笔直书为使命，著名的典故如“崔杼弑其君”。
太史伯记载说“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之；太史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太史叔接着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又都杀之，太史剩下的弟弟太史季仍然写“崔杼弑其君”，崔杼看到史官丝毫没有动摇，只能放了他。
南史氏听说太史家的人都被崔杼杀了，拿上写好了“崔杼弑其君”的竹简匆匆过来，听说已经如实记载，就返回家去了。
皇帝大肆下令史官篡改史书，还是从唐太宗李世民伊始。
柴宗训自无拒绝为自己编撰起居注之理，当即允可了。
李沆道：
“陛下，昔汉武帝初登基，便开始择大臣主持修建“茂陵”，至最终修成历时五十三年。
陛下乃我大周开疆扩土、立万世基业之圣君，功业彪炳史册！
帝陵将为后世子孙万代敬仰，不可不慎重。
臣提议陛下选取一大臣为“山陵使”，主持修建帝陵大事。”